春秋战国时期，墨家是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墨子》一书关于道德修养论述，主要就是关于君主和大臣的道德修养。今天，发掘墨子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对于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为官道德责任

　　墨子把是否能够实现“天下之利”作为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能够做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就是“仁者”、“仁人”。墨子一再强调，“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法乎天下, 利人者即为, 不利人者即止”。“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

　　有能力“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必然是具备一定权力、地位的王公大臣以及有一定能力的士人君子。墨子特别强调，王公大臣等为官者应该具备“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道德责任和道德情怀，这也就是强调为官者应该具备“仁者”的品质。

　　那么，什么是“天下之利”？什么是“天下之害”？在墨子看来，“天下之利”指的是“富贫众寡，安危治乱”，（《墨子·尚同中》）也就是让贫穷的人富裕起来、让家庭和国家人丁兴旺、国家强盛、社会稳定。“天下之害”则包括：强者强迫弱者、人多者虐待人少者、狡诈者算计愚笨者、尊贵者傲视卑贱者，国君不仁惠、大臣不忠诚、父亲不慈爱、儿子不孝敬，百姓拿着兵器、毒药相互残害等。墨子一贯主张“爱利国”、“爱利万民”、“相爱相利”，他把这种“利国”、“利民”的道德责任上升到为官者治理国家、佐治社稷的高度，作为他奔走救世的行动纲领。

　　墨子对当时的王公贵族种种违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暴行做了最全面、最系统的批评。墨子批判他们生前贪得无厌横征暴敛、掠夺人民的衣食之财、驱使人民营造高台厚榭、制造大钟琴瑟，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不断发动战争造成无数人民伤亡，死后还要把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埋进坟墓、甚至惨无人道地杀人殉葬的罪行。

　　墨子提出为官者应该具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道德责任的观点，这符合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应该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树立明确的努力方向，并具备为实现自己的志向、理想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务繁重而艰巨，领导干部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难，只有树立“为天下谋利”的远大志向，才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和障碍，实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官道德责任观，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反思和清醒认识自己在行使国家公共权力、从事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应该承担何种道德责任，仍然有着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领导干部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时，应该具备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把人生价值定位在为民谋福祉上，把为国家做贡献、为人民做事情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而不是个人的财富多寡和地位高低，才能做到不腐、不贪，成为清正廉明、经得起考验的领导干部。

　　二、“兼爱”的为官道德原则

　　墨子认为，“兼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根本方法,只有天下人皆相爱，才能“合其君臣之亲”、“弥其上下之怨”（《墨子·非儒下》）。他要求统治者成为“兼君”，对百姓“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兼爱下》）。墨子进一步认为，王公大臣实行“兼爱”会影响到每个人，人与人之间都会普遍、平等地爱对方、照顾对方。这样，就在全社会形成“有力者疾以助人, 有财者勉以分人, 有道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的和谐状态，社会由此安治、富庶。因此，墨子得出结论说：“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墨子·兼爱下》）

　　墨子认为，“天下之害”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他说：“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而人与人之间的“不相爱”实际上又起于每个人的“自爱”,“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在墨子看来，君臣、父子、兄弟乃至盗贼、大夫、诸侯国都因为不相爱而出现“亏人自利”的乱世局面。天下的一切灾难，人间的一切邪恶，包括盗窃、杀人、战争、怨仇、忌恨等“天下之害”，都是来源于只自爱不爱人，只亏人以求自利的不相爱。

　　为了“兴天下之利”，墨子提出了“兼爱”的道德原则。墨子认为，如果能够做到人人相爱，即兼爱，那么天下就会出现“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墨子·兼爱上》）的局面，建立一个“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穷，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的美好世界。也就是说，只要人人都爱人若爱己，社会上就不会有不忠不孝之人、不慈不惠之人，更不会有盗贼横行和攻伐征战。

　　在墨子看来，“兼相爱，交相利”并非像“挈泰山以超江河”（《墨子·兼爱下》）那么难于实现。他提出通过下面几条途径确保兼爱的实现：

　　首先，他认为, 只要君王喜欢兼爱、提倡兼爱, 臣民就能实行。墨子举例说，楚灵王喜欢他的大臣有纤细的腰身，所以朝中的一班大臣唯恐自己腰肥体胖，失去宠信，因而不敢多吃，每天只吃一顿饭用来节制自己的腰身，每天起床后，整装时都是先屏住呼吸，然后把腰带束紧，扶着墙壁站起来。一年后，满朝文武官员脸色都是黑黄黑黄的了。因此，墨子认为：“苟有上说(悦) 之者, 劝之以赏誉, 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兼相爱交相利也, 譬犹火之就上, 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墨子·兼爱下》）只要君主喜欢“兼爱”，并且用奖赏称赞来勉励大众实行“兼爱”，用刑罚来威慑那些不实行“兼爱”的人，那么，人们对于兼相爱的实行，是不可遏阻的。

　　其次，“投我以桃, 报之以李”的对等互报原则，使得“兼爱”把“爱人”与“爱己”、利人与利己结合起来。墨子以孝子尽孝道为例, 指出：“夫爱人者, 人必从而爱之, 恶人者, 人必从而恶之, 害人者, 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 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人是有感情的动物，知恩图报是人的本性。你与人为善,他人同样与你为善,你施人与恶，他人同样也施恶与你。“为彼犹为己”, 出发点是先“为彼”, 即把为他人放在第一位,自己先爱他人, 他人也会对等的给自己以回报。“夫爱人者, 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墨子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证：“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己，爱人也”（《墨子·大取》）。就是说，无差等的爱人，也包括了爱自己，爱别人也达到了爱自己的目的。这种“投桃报李”的原则使爱人、利人与个人利益取得了一致, 人与人之间互惠互利，“兼爱”原则自不难实行。

　　在我国伦理思想史上，儒家和墨家都讲“爱人”。孔子讲“仁者爱人”，这种“仁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它建立在“亲亲”的血缘关系之上，以血缘亲疏的远近为轴心而递减，起到维护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宗法血缘等级制度的作用。相反，墨子的爱人是一种“无差等”的爱，爱人就不应有亲疏、厚薄之别，而应是兼爱。

　　“兼爱”不仅是墨子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普遍伦理原则，也是他对为政者提出的道德准则。天子君王应该“爱民谨忠，利民谨厚”。王公大臣实行“兼爱”就应该给人民以实际的物质利益，解决人民迫切的生活问题。“兼爱天下之人”，特别是“兼爱天下百姓”（《墨子·法仪》）。

　　墨子的“兼爱”，对普通群众来说，也许显得不切实际。但是，“兼爱”恰恰契合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体现出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一些国家长期执政的党派先后失去执政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把党派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损害了群众利益，最终失去了民心。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领导干部只有把为民造福作为为官之德，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才能掌好权、好用权，才能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名利关、地位关和人情关，经受住各种严峻考验，不至于腐化堕落、锒铛入狱。从古到今的很多事实证明，那些真正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官员，都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怀念，而那些鱼肉百姓、贪赃枉法的官员，最终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提倡领导干部要“兼爱”的重要现实意义还在于“重德尚贤”，而非仅仅提拔领导干部身边的人。墨子严厉批评了当时王公大臣的任人唯亲行为。他说：“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墨子·尚贤下》）如果这样来治理他们国家，那么国家之乱就可想而知了。他认为，王公大人有牛羊不能杀，一定会去找一个好屠户；有衣裳不能缝，一定会去找一个好裁缝；有病马不能治，一定会去找一个好医生；有危弓不能张，一定会去找一个好师傅。但在治国时却偏向骨肉之亲、面目美好者。难道治国时用人还不如处理危弓、病马、衣裳、牛羊时用人慎重吗？为了具体贯彻其“兼爱”学说，墨子提倡王公大臣在用人时不分贵贱、亲疏地“尚贤”。墨子主张“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尚贤上》），“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墨子·尚贤上》），应根据个人德行安排官职，根据官职确定应该做的事情，根据业绩进行赏赐，根据功劳确定俸禄。从天子、国君直至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防止品德不佳之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做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墨子提出的这种观点与我们党提出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任用准则不谋而合。

　　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道德修养论　 

　　墨子伦理思想的道德修养论是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的。墨子认为人的本性生来如同“素丝”，没有善恶之分，受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才有了善恶之分。“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墨子·所染》）意思是说，白丝染了青颜料就变成青色，染了黄颜料就变成黄色。染料不同，白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化。下到什么色的染缸里，就成什么样颜色的丝，染过五次之后，就变为五种颜色了。因此，有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就能造就什么样的人。他又进一步把“素丝”受颜料的影响推及国家和个人，“非独染丝也，国亦有染”，“非独国亦有染，士亦有染”（《墨子·所染》）。而且，所受的影响好坏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国家的生死存亡。对个人来说，“所染”不当可能会导致名损、家败、身亡等不良后果。墨子正确地认识到人的品性与先天无关，而是取决于后天所染。这也就说明个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锻炼，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思想觉悟。

　　墨子批评很多人对待自身的道德修养还不如商人对待一尺布帛那样用心。商人在贩售布匹时必定选择质量上乘的。而很多王公大臣对待自身的道德修养则不能如此用心，只在意一己之私欲，以致恣意妄为。墨子认为，忽视修养的王公大臣，最终难免刑罚之苦。墨子的预言，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多次上演过了。

　　今天的社会比春秋战国时期更为复杂，各种诱因更多，领导干部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众多“糖衣炮弹”，一些领导干部的道德观念受不良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思想蜕变、道德堕落、价值观扭曲，滋生了“一切向钱看”、“个人利益至上”等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念，甚至走上犯罪道路。这些反面事例，促使每一位领导干部在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时，应该多读《墨子》等古代圣贤的著作，提醒自己保持清醒的道德意识，提高精神境界, 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

　　领导干部择友，对自己道德修养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领导干部所处的地位特殊，更须处理好与谁交朋友、怎么交朋友的问题。要注意选择那些喜好仁义、醇厚敦朴之人，这样对自己有益。否则，若周围的朋友是那些爱拉帮结派、投机钻营之辈，就会招致“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墨子·所染》）的危害。近年来，很多被查处的领导干部，就是由于结交商人、包养情人，被拉下水，贪污受贿，最终身败名裂。这些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对两千多年前墨子的道德修养论折服。

　　领导干部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必须要杜绝那种只停留在口头说说而不去行动，甚至把道德当作说教和装饰的恶劣作风。墨子提出，在长期的道德修养过程中，要控制好自己的言行,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才能结出“仁者”的道德之果。“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墨子·修身》）领导干部要勇于自我反省，严于解剖自己，经常开展自我批评，找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和不足，采取措施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弥补不足，向更高的目标努力，具体的标准就要做到：“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要时常反躬自省是否达到这四种要求，切不可弄虚作假，“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墨子·修身》）个人的道德修养不可有片刻的间断，要真正把学习思索得来的道德理论知识、观念和信念加以践行，不能有丝毫的偏离。这样，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积少成多，积小成大，就会发生飞跃，由小善变成大德，成为一个清正廉洁的楷模，直到“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墨子·修身》），这就是圣人了。

　　世界著名学者李政道讲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忘记祖先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今天，领导干部在加强道德修养时，重新发掘和研究墨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从中汲取营养，常思为官之责，常怀兼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在道德修养上做出表率，必定会引导整个社会形成讲道德、重修养、尚清廉的良好风尚，推进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使我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雄伟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作者：广东省嘉应学院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