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遐迩的“汉江奇迹”让世人对韩国刮目相看。然而在令人炫目的经济发展背后，有的却是一部韩国民族的血泪史。急速的工业化进程进一步扩大了韩国本已严重的社会鸿沟，彻底激化了社会矛盾。于是，兴起于韩国民众中的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始终伴随着“汉江奇迹”的发生，并最终终结了曾经创造“汉江奇迹”的军政体制。韩国民主运动给人印象鲜明的莫过于它的两大特点：“主题性”与“主体性”。

　　主题性：围绕选举问题展开的民主运动 

　　所谓“主题性”，即韩国的民主运动在很长时间里（主要指朴正熙当政期间）始终是围绕反对所谓“维新体制”，即追究当时的韩国选举以及朴正熙当选的合法性问题展开。

　　1971年7月举行的第8届总统选举中，朴正熙险些败给年轻的反对派候选人金大中，这给朴正熙带来强烈的震动。同年12月，朴正熙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同时颁布了《国家安保特别措施法》。1972年10月，朴正熙突然宣布实施“非常措施”令，实行全国戒严，解散国会，实施所谓“维新宪法”，暂停一切非政府的政治活动，命令大学放假，严格新闻检查，以“非常国务会议”进行直接统治。根据“维新宪法”，国会之外再设一个“统一主体国民议会”，由总统担任议长。而这个议会的主要功能就是代行国民和议会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能，说得直接一些就是保证朴正熙当选。“维新宪法”没有对总统任期限制的规定，且极大扩充和强化了总统权力。

　　实行“维新宪法”之后，韩国的进步阵营反对保守阵营的斗争便集中于所谓的“维新体制”，而进步阵营的代表人物、旗手如金大中等人，因是总统竞选中朴正熙的对手，更使那个时期韩国的政治斗争带有争夺总统权位的味道。

　　选举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权合法性，当然是所有民主运动的议题。但在长达20年的社会抗争中始终围绕这个几乎单一的议题、始终纠缠形式正义与合法性问题，似乎并不多见。在韩国，当民主运动的主题集中在选举的规范性、合法性时，社会发展的其他问题似乎也被屏蔽了。而一旦选举合法后，韩国的民主运动、民主进程似乎也因彻底实现而烟消云散了。

　　主体性：学生始终是民主运动的主力军 

　　韩国民主运动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主体性”，即韩国进步民主运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为主体，其他社会群体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参与很少，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也几乎没有联系。

　　韩国知名法学家、国会议员李荣银教授回忆当年韩国校园里的学生运动时，讲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年大学里一到周末就流泪。我们不解，她解释说：因为一到周末下午学生们就要上街游行抗议了，警察每逢这时就来到学校门前阻止，拦不住就放催泪弹。她说，那个时期的学生运动基本限于校园，其他社会群体基本不关心。反对军政集团的民主运动限于学生和校园，自然不会对政权构成严重的冲击。因此，韩国的民主运动在很长时期内变成学生的“专项”，自然就不会取得很大进展，而越来越像是激进学生青春的躁动。

　　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韩国的工人运动逐步兴起，并从开始时零星分散的工厂、车间斗争，从经济性的抗争，逐渐发展为联合的工人运动，发展为社会性的政治运动。只有当进步阵营中的学生、知识分子的抗争与工人运动、市民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才真正壮大起来，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韩国民主运动在走向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市民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表现依然十分突出，写下了韩国民主运动以及世界学生运动史上动人心魄的一章。这就是韩国学生运动中最感人的一幕——伪装就业运动。从1970年代开始，一些出身城市中产阶级甚至富裕家庭的大学生伪装成普通工人到工厂就业，深入工人群众，进行宣传发动，组织工人运动。这场伪装就业运动中，发生了众多的如女大学生权仁淑受迫害那样可歌可泣的感人事件。韩国大学生表现出的执著高尚的牺牲精神、献身精神是世界民主运动历史上罕见的。

　　在大学生的串联下，韩国的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逐步演化为民主运动的同情者、支持者和参与者，况且他们许多人在学生时代就是热情的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在1980年代民主运动走向高潮时，他们选择了支持进步阵营。1985年，全斗焕政府曾经一度对民主革命实施怀柔政策，放开了部分政治活动空间，进行了有多党参加的国会选举。这次选举中，几个进步阵营政党获得了大量议席，城市里的年轻中产阶级就是他们的主要支持者。最终导致全斗焕军政府垮台、改变韩国政体的决定性的民主运动，是1987年的“六月抗争”。“六月抗争”的直接起因是军警在校园中镇压学生时发生的意外伤害事件，“六月抗争”的主力军依然是大学生，而“六月抗争”中学生的最重要的“友军”——“领带部队”就是由城市中产阶级组成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