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期，国际经济秩序也在变革之中。面对新形势，把握全球区域合作的新动向，分析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新挑战，对于探索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新途径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动向

　　据WTO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月31日，向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已经由20世纪90年代的50个增加到583个，已生效的有377个。①许多新缔结的区域贸易协定，直接影响着全球贸易投资的格局，并在组织形态、协定内涵、合作方向等方面，都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与动向。

　　1.重叠式区域贸易协定成为普遍现象。所谓重叠式区域贸易协定是指一个国家（地区）

　　同时参加2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现象。②这是本次区域一体化浪潮大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在WTO谈判受阻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地区）为在新一轮区域化过程中不被边缘化，避免贸易转移损失，同时占据区域合作谈判的主动权，纷纷同相关国家开展RTA谈判，缔结区域贸易协定。据WTO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5月6日，世界主要经济体签订（已生效）的RTA数量如下：欧盟（34）、英国（35）、美国（14）、日本（13）、韩国（12）、新加坡（21）、中国（10）、印度（15）、印尼（8）、澳大利亚（9）、墨西哥（13）、俄罗斯（16）、南非（4）。在上述贸易协定中，交叉重叠现象十分普遍。这些国家（地区）在努力使自己成为“轮轴—辐条”体系轴心的时候，却难免成为其他体系的辐条。③这使得全球区域合作体系趋于复杂化，造成了FTA利用率降低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

　　2.超大区域（mega-regionals）贸易协定谈判成为热点。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曾出现欧盟、北美自贸区、东盟等较大规模的区域一体化组织。近年来，这种区域合作组织“大型化”趋势再度升温，TPP、TTIP等跨区域、跨大洋的超大型自贸区正在成为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区域化的重点目标。2009年以来，在美国的主导和推动之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国已扩展为包括美、日在内的12个环太平洋国家，其经济总量达全球GDP的38%，占全球出口（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量的24%；2013年6月，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正式启动，目前已进行了四轮磋商。这个由29个国家组成的超大型自贸区，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6%，全球出口额的25%。④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同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6个国家关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也于2013年5月启动，其目标是缔造世界上最大的贸易联盟，涵盖全球贸易的40%。超大型自贸区的建立，将对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产生重大的影响。

　　3.区域贸易协议内涵扩展，借助新一代贸易议题塑造新规则目的明显。从目前全球区域化，特别是TPP、TTIP等超大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议题看，其内涵较传统区域贸易协定有较大扩展，不仅将服务贸易、国际投资涵盖其中，而且还涉及劳工标准、环保标准、政策透明度、竞争中立等新一代贸易议题，具有由边界议题向边界内议题转变、由经贸问题向社会问题转变、由贸易议题向“贸易—投资—服务”一揽子议题转变的趋势。鉴于TPP、TTIP等贸易协定覆盖地域范围广泛、主要成员国政治经济实力巨大等原因，上述转变将对全球经济秩序发展方向、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产生深远的影响。美欧等经济体对新型FTA的贸易新规则塑造效应直言不讳，按照其自己的说法，他们将借助新一代贸易协定，通过建成“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面向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协定”，来建立“新贸易规则政策实验室”，①打造未来区域贸易协定的模板。②

　　二、东北亚区域合作面临的新挑战

　　尽管从20世纪末期开始，中日韩自贸区等制度性合作议题开始受到相关国家的关注，但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展一直不大。直到近期，这一局面才开始发生一些积极变化。2012年11月，中日韩自贸区在历经近十年的研究准备之后，已正式进入谈判阶段，目前已完成四轮磋商。与此同时，区内另一重要自贸区——中韩FTA的正式谈判磋商，也已完成12轮，模式谈判阶段已于2013年结束。但同时，在当前新一代贸易议题不断重塑国际贸易投资秩序及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问题仍旧突出的情况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还面临着许多挑战。

　　1.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给东北亚区域合作增添了新的变数。进入21世纪，美国对亚洲区域合作的战略出现了新的变化，由最初的一味“质疑、反对”的“遏制”战略，转变为“积极参与，主导方向”的“介入”战略。这一变化并不说明美国对亚洲区域合作战略发生了根本转变，因为战略的目标并未改变，其仍然是反对“在太平洋上划一道线”，③

　　避免在亚洲区域合作中被边缘化，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因此，美国的“介入”战略，不可避免会增添东亚区域合作的复杂性，给步履缓慢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增添新变数。目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的TPP战略。我们认为，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是双轮驱动，一个轮子利用军事同盟，强化军事存在，另一个则是推行TPP，强化经济主导。美国通过加入TPP介入东亚区域合作，借以获得亚太区域合作的“轮轴”地位，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经济表现，也是其推行“东亚合作‘亚太化’”政策的新途径。④随着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加入，中、韩也将面临是否加入的抉择，一旦TPP扩展成为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那么中日韩FTA的吸引力和必要性将会大打折扣。⑤

　　2.全球贸易保护政策回潮加大了敏感产业开放的谈判难度。实践证明，区域经济合作谈

　　判各方之间“敏感产业”的有与无、多与少，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协定达成的快与慢、成与败。实践中，日新FTA、韩新FTA的顺利实施，以及日美FTA谈判的停滞、日韩FTA谈判的中断以及美韩FTA遭遇的阻力，都证明了这一点。日新EPA谈判之所以如此顺利，关键因素在于此协定并没有触及日本敏感的农产品自由化问题，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并不介意日本对农产品自由化问题的回避。⑥

　　在全球经济复苏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所抬头。同时，部分区域内国家国内经济战略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的“外溢效应”，例如安倍经济学的日元贬值政策。无疑，这将进一步增加FTA谈判中敏感产业的“敏感度”，谈判双方都将承受比过去更多的内部压力，谈判难度可能因此加大。因此，如何创造条件、氛围和机制解决敏感产业的合作问题，是今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3.国家战略矛盾与地区安全问题对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构成重大障碍。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FTA不是一种单纯的区域贸易安排，它还担负着经济外交、地缘政治等使命。区域贸易安排如果违背国家对外战略布局，即使经济上的利益显而易见，也难以顺利推进。目前，存在于东北亚国家间对于区域合作的战略认知差异，以及近期内难以彻底解决的领土、安全等问题，已对该区域的经济合作构成了现实干扰。①

　　首先，受到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外交策略以及博弈手段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中、日、韩三国FTA战略布局存在分歧，分散合作向心力。中国在努力推进与东盟的区域合作的同时，积极倡导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并将其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日本区域合作对象的选择标准具有多元特征，既包含经济标准，还包括地理、政治外交、实现可能性以及时间等非经济标准。按此标准，将与中国的贸易安排置于其中长期规划当中，②而优先发展同东盟、美、欧等经济体的贸易安排。韩国以2004年签署韩国和东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为标志，实现了其合作重心由区内到区外的战略转移。目前，韩国已基本放弃充当中日区域合作“桥梁”的战略定位，优先考虑与欧、美、加拿大等先进经济体以及开放的小型经济体的贸易安排，进而成为连接欧美亚的“东亚FAT中心”。③

　　可见，三国的区域合作战略方向具有偏离倾向，不利于三国区域合作构想的落实。其次，冷战的结束，开启了东北亚区域合作大门。然而，受历史记忆、现实利益和战略诉求等多种因素影响，该地区仍然是当今世界政治和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政治互信脆弱、安全机制缺失、大国势力插手、领土纠纷未决等问题，对本已滞后的区域合作进程构成了严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