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惠廷（AllenSuessWhiting），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1948年康奈尔大学毕业，195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52获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时担任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地区情报的高级官员，70年代初重返学术界。出版有《中国跨过鸭绿江：决定参加朝鲜战争》（ChinaAcrosstheYalu：TheDecisiontoEntertheKoreanWar，1960）、（TaiwanandAmericanPolicy：theDilemmainU.S.—ChinaRelations，1971）、《中国威慑等级论：印度与印度支那》（TheChineseCalculusofDeterrence：IndiaandIndochina，1975）、《中国与美国：下一步怎么办？》（ChinaandtheUnitedStates：WhatNext，1976）、《中国的未来：后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发展》（China’sFuture：Foreign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ePostMaoERA，1977）、《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ChineseDomesticPoliticsandForeignPolicyinthe1970s，1979）等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惠廷教授作为学者、政治家和重要当事人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有重要的影响。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也有突出表现，比如，在尼克松访华前建议召开听证会并推荐作证人名单，帮助尼克松总统确定中国之行的工作范畴，确定了联华制苏的战略等。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建交过程中，惠廷教授因身份之便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一、提议召开富布莱特听证会

　　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7任总统。上台后的尼克松鉴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利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对外政策方针。尼克松认为，为增强对抗苏联的力量，美国应该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在尼克松看来，美国此时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有其合理的一面。首先，撇开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与对抗，中美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其次，中苏分裂使得中美两国都面临着改变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外交战略需要。正是这样的战略需要，最终使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成功访华并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

　　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实际上美国国内舆论走在政府前面。而美国国内的舆论导向与美国中国学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其中就包括兼具官员与学者双重身份的惠廷教授。

　　自20世纪60年代始，以惠廷教授为代表的美国相当一部分中国学家，例如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鲍大可（A．DoakBarnett）、鲍大可之兄罗伯特·巴奈特（RobertBarnett）、何汉理（HarryHarding）等，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1966年3月惠廷教授提议召开的富布莱特听证会，就美国现行对华政策展开了近一个月的辩论，受惠廷教授推荐出席听证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如鲍大可、费正清、施乐伯（RobertAnthonyScalapino）、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林白（JohnLindbeck）等人，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应放弃“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鲍大可在会上首次提出“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建议，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存在的政体，不会马上消失，与中国进行除战略物资以外的贸易往来、与中国进行比大使级规格更高的对话、让中国参与重大国际事务、让美国公民到中国旅游、最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等[1]。这些建议虽然没有被美国政府明确采纳，但是对美国政府其后施行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

　　且，这次听证会启发了当局与民众的讨论，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听证会之后的1966年10月，鲍大可与费正清、施乐伯、白鲁恂（LucianPye）、林白等美国中国学名家在福特基金会及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支持下在纽约成立了旨在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CommitteeonU.S.—ChinaRelations），积极召开或主持有关中国问题与美中关系的讨论会，鼓励美国人民公开、自由、开明的讨论中国以及中美关系。

　　二、论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

　　为论证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1969年8月，基辛格博士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上，惠廷教授参加并作了重要发言。惠廷指出，中苏的边境紧张局势使得中国“目前会暂且与美国共同对付俄国”，对美国来说，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现在正是历史上的大好机会”[2]。另外，惠廷教授认为：“毛———周路线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设计是一致的，改进与中国的关系对任何试图减轻亚洲紧张局势的努力都是必要的，无论是对于印度支那、朝鲜还是其他地区。更直接的是，中苏两国之间的纠纷给三角关系的缓和提供了有利基础，同时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在不损害美国在任一共产主义国家中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平衡与苏联及中国之间关系的杠杆。”[3]

　　惠廷教授也着重强调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国的必要性，“在我们试图更冷静的评估我们在东亚的利益与目标的这段时期，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与拥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双边关系有必要建立在一个更稳固的基础上，而不应仅仅建立在共同对抗第三国———苏联的短暂的战略合作基础之上”[4]。惠廷教授认为，“美国是理解中国所处的处境的，它可以相隔20年后第一次向太平洋彼岸伸出友谊之手；而中国则在‘文化大革命’之余立足未稳，又惴惴于苏联重兵压境，因而很可能欢迎美国的这个姿态。”[5]

　　惠廷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对基辛格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与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夕，惠廷教授已经不再供职于美国国务院，而是重返学术界，任教于密歇根大学，尽管如此，他还是以中国问题专家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参与到前期筹备工作。惠廷教授与基辛格博士会谈，讨论中苏关系问题；与鲍大可等其他几位中国学家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为其讲述中国问题，并于1971年10月在美国《纽约图书评论》（TheNewYorkReviewofBooks）杂志上发表《尼克松在北京交朋友应该做些什么事》（WhatNixonMustDotoMakeFriendsinPeking）一文，为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行动建言献策。

　　惠廷教授在文章中说道，作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政策的第一步，美国必须更改在军事和情报目的上利用中国台湾的政策；美国不应把全部精力放在东南亚问题上，很多问题可以在巴黎谈判中解决，美国应该与中国在东北亚问题上展开初步会谈，“只有美国不再牵涉到国民党在台湾、近海岛屿或亚洲其他地区对中国的敌对行动，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之旅才有希望成为真正的‘和平之旅’”[6]。

　　惠廷教授在2008年中国学者对他的专访中曾自豪地说道：“我把基辛格和尼克松带到中国，帮助他们确定中国之行工作的范畴，并且确定了联华制苏的战略。”[7]

　　三、评论尼克松访华之旅及成果

　　虽然未能亲历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之旅，但惠廷教授仍然对此事保持了高度的关注，他作为特约评论员，与师从费正清和基辛格的美国毛泽东研究专家谭若思（RossTerrill）、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University）教授保罗·林（PaulLynn）等人共同参与录制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关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一周的电视评论节目，并回答观众的提问[8]。惠廷教授于几年后在自己的著作中如此描述道：“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与毛主席在北京握手的电视画面被卫星传送到世界各地。虽然美国轰炸机在柬埔寨和越南轰炸过共产党的部队，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依然演奏着‘星条旗之歌’来迎接第一位美国总统的到访。”[9]

　　美国媒体对尼克松总统访华之旅的近距离报道不仅改变了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为尼克松总统改善中美关系争取到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的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上海联合公报》。《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双方迈出了关系正常化的决定性的一步。对于此次访华，尼克松曾这样评论道：是“改变了世界的一个星期”，预示着“和平时代”的来临”[10]。

　　对尼克松的成功访华，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惠廷教授从美国政策角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1972年尼克松的中国之旅，“既是象征性的，又是实质性的。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交谈是两国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从战争与接近战争的最低点到接近常态的一个认可，他们坐到一起为彼此的利益做协商与妥协让步。……它消除了美国与苏联建立‘反中国神圣同盟’的可能性”[11]。惠廷教授认为，那些政治生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人很难从尼克松访华中看出它的象征性意义。在表面上，它只是稍微改变了我们与亚洲一些地区，特别是与“台湾”的关系，然而美国与“台湾”的军事防御条约及紧密的政治关系依然存在。而对于老一辈美国人来说，这次访华标志着美国把中国视为亚洲最危险的敌人的时代结束了。“全面开始的中美缓和对亚洲事务有着惊人的影响”，作为平衡，“我们在与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最后一年同时进行的微妙谈判中获得了外交上的利益”[12]。

　　对《上海联合公报》的签订，惠廷教授认为它是中美从对抗走向缓和的成果之一，是一份认同了中美双方存在具体差异的独特的文件。作为一个基本的政策导向，《上海联合公报》的构想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其后“《上海公报》的构想被一再重申，以及来自中美双方的双重敬重，都表明它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后一步奠定了基础”[13]。美国在原则上承认了只有一个中国，于是在美国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仍有效的时候，1973年5月中国仍然“在北京建立了与华盛顿的联络处，作为完备的大使馆的代理供双方交换外交承认，……也提供了一个比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或基辛格博士著名的定期访华更为慎重的通讯手段”。惠廷教授认为，“联络处提供了一个永久的、任何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时都必不可少的专业的人员的沟通渠道，对于中国和美国这样两个活跃的、过去相互疏远了的大国来说更为重要”[14]。

　　尼克松总统本意在他的任期内彻底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5]。然而，1972年6月“水门事件”的发生，使尼克松被迫辞去总统职务，他这一心愿未能实现。同时由于中美正常化涉及中国台湾问题，所以两国迈向关系正常化的道路显得有些艰难。惠廷教授尽管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但他并为盲目客观，特别是在涉及台湾问题时。惠廷教授指出，“在政策转变几年间发生的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但历届政府的政策设计却是系统性的。美国与台湾关系的最终条款却需要与中国谈判。”[16]

　　惠廷教授进一步指出：尼克松总统访华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并不预示着双方建立了友谊或是断然放弃对抗”[17]，“中国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主要目的是联合美国的力量以平衡苏联的威胁”[18]，而且“中美关系有一部分是美国同中国台湾保持什么关系，特别是在出售武器问题上”[19]。因此，在1976年，惠廷教授便认为美国国内“存在有极强硬的亲台派”，中国台湾问题阻碍了美中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须‘推延到下届总统选举，即1980年以后’才能实现”[20]。正如惠廷预言的那样，1979年1月1日在卡特总统任内，中美关系完全实现正常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