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研究“欧洲化”的视角，主要定位在它对正式成员国或者候选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而关于“欧洲化”对其外交政策影响的分析还不多见。欧盟对候选国土耳其，虽然没在外交政策上明文规定加入欧盟所需条件，但土耳其外交政策却受到了“欧洲化”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对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予以探析：一是分析“欧洲化”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分量和作用；二是深入考察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化。

　　一、欧盟成员国外交政策“欧洲化”学理性分析

　　“欧洲化”（Europeanisation）既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学理性术语，又是成员国与欧盟之间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实践结果。“欧洲化”这一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定义，中国学界也有了一定的学术成果〔1〕。

　　概而言之，虽然各方对“欧洲化”的理解和定义不尽相同，但对“欧洲化”的概念和内容达成了以下共识“：欧洲化”是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由欧盟能否以及如何影响成员国的国内政治而引发，它更加关注极为复杂的国内层面变化，而不是传统欧洲层面的一体化现象〔2〕。具体而言，“欧洲化”是由于成员国与欧盟之间在政策、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合拍（misfit），成员国对此产生了相应压力，从而导致各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内部机制发生变化〔3〕。这个从跨国家层面到国家内部层面的适应性过程（up-bottom），使各成员国国内组织只能适应欧洲一体化发展。各成员国在国内层面“欧洲化”演变势必影响其外交层面，成员国外交政策因与欧盟的关系发生变化：即欧盟通过转变成员国外交政策的方式、定义和执行专业角色，在坚持欧洲集体政策复杂体系的原则和期望下，实现成员国外交政策国际化〔4〕。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化”涵盖对象十分广泛，除了欧盟正式成员国之外，候选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欧洲化”影响，但我们却不能完全借此模式来分析候选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从严格意义上讲，欧盟成员国与候选国在外交政策“欧洲化”上，无论方式和途径，还是最终结果，都不完全相同，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欧盟成员国与候选国在实施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力度上有所差异。就欧盟外交政策而言，1970年，卢森堡报告发起的“欧洲政治合作”（EuropeanPoliticalCooperation），标志欧盟开始了政治和外交一体化。1991年，欧盟国家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Treaty），对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军事机构（西欧联盟）的指导方针做了界定：欧盟部长理事会决定是否采取和怎样采取共同外交政策，而后作为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实施〔5〕。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TheTreatyofAmsterdam）做了修正。2007年，欧盟成员国签署了《里斯本条约》（TheTreatyofLisbon），对欧盟原来条约中对外关系的条款重新组合，规定上也更清晰，不仅有助于保证欧盟在对外关系各领域的一贯性与统一性，还有助于确立欧盟对外关系上的共同原则和目标〔6〕。

　　迈克·E·史密斯认为“，欧盟对各个成员国外交政策重新定位，是受了安全政策和共同外交的双重推动，精英社会化机制推动欧盟国家做了脱离传统国家主权模式、转向集体模式的尝试”〔7〕。因此，拥有27个正式会员国的欧盟，尽管外交环境各异，但都严格执行欧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①。

　　反观欧盟候选国，在履行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却不那么严格，因为它们毕竟不是欧盟正式成员国，虽然候选国在入盟过程中，会通过外交上的变革同欧盟外交政策接轨，但候选国的身份决定了它们在履行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时会大打折扣，特别是在入盟遇到挫折时，甚至会暂时奉行与欧盟外交政策相左的策略。

　　其次，欧盟成员国与候选国在外交政策“欧洲化”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权力不对称的态势。就欧盟制定共同政策而言，在候选国入盟之前，则无法从欧盟内部影响其政策和规则的制定〔8〕。同时，欧盟还是包含众多国家的多边组织和崇尚民主价值观的行为体，在制定重大政策或签署重要条约时，都会实行成员国一票否决制。2005年，法国和荷兰未能通过《欧盟宪法条约》（TheEUConstitutionTreaty），就是对这一决策机制的最好诠释。候选国在欧盟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发言权，致使候选国在入盟过程中，无法将自己的意愿或偏好“上传”（upload）到欧盟层面。因此，候选国在有关欧盟外交政策上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欧盟借此向候选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采纳欧盟的政策和实践，而候选国为了顺利入盟只能尽力适应。如果候选国未达到欧盟要求，将会受到一定惩罚：如延迟给予成员国资格、切断经济援助、冻结或者中断入盟协商过程，等等〔9〕。

　　二、土耳其外交政策

　　“欧洲化”变量因素土耳其一直为实现“欧洲梦”而孜孜不倦地追求②。与其他候选国相比较，土耳其在外交政策上的“欧洲化”倾向更为具体和明显：一是土耳其要达到入盟标准和条件，这是它在外交政策中的主动性过程；二是外交政策“欧洲化”使土耳其在价值观和政治思想上认同欧盟。土耳其为了达到入盟的标准和条件遂影响了它外交政策“欧洲化”，这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第一个层面是土耳其按照欧盟的联合行动、共同立场、宣言、条约及其他章程，实施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因为在外交政策领域，基于共同外交和安全的框架，候选国按照国际协议或政治协议以及结合欧盟的声明，实施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必要时可以对候选国采取制裁或束缚性措施〔10〕。

　　所以土耳其积极改变与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不合拍的外交政策。第二个层面是土耳其达到入盟的政治标准。欧洲委员会指出，遵守哥本哈根欧洲委员会规定的政治标准是开启入盟谈判的前提，遵守所有的哥本哈根标准是入盟的基础〔11〕。

　　欧盟在政治方面对候选国的主要要求有：尊重人权和法制；保护种族少数、宗教少数和人数的少数；稳定的民主制度。具体到土耳其外交政策上，主要体现在决策机制和机构的民主化。因为军人在土耳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61年，建立的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NSC-National

　　SecurityCouncil），是军界对国家安全和外交发表观点的平台，在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中起主要作用。2003年，为了遵守欧盟提倡的政府更加文职化，外交决策制定更有责任、更透明，土耳其进行了改革，安全委员会参谋长由文职人员代替，权力也有所削弱，不得超越政府权力〔12〕。土耳其前外长居尔（AbdullahGul)在2003年伊斯兰会议组织（OIC-OrganizationofIslamicConference）上，强调伊斯兰国家民主化，更加关注人权。

　　这是土耳其第一次将自己视为民主楷模，并向中东国家建议，打破了以往不介入中东的惯例

　　〔13〕。土耳其外交政策民主化，还体现在公众舆论和非政府团体作用的提升，外交政策的制定不局限在几个职能部门，商业团体、工会和市民社会组织均可参与，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如塞浦路斯问题、亚美尼亚问题和库尔德问题，都可以在公开场合讨论〔14〕。第三个层面是欧盟对候选国与邻国关系做了明确规定。即在联合国宪章指导下，重视和平解决争端，敦促候选国尽最大努力解决任何边界争端。如若无果，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将争端移交国际法院。

　　欧盟一些关于土耳其进步报告、协商框架报告中，也在外交政策领域提出了一定要求。例如在2001年和2003年的入盟伙伴文件（AccessionPartnershipDocuments）中，要求土耳其在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指导下，按照赫尔辛基协议第四点规定，通过政治对话方式，以最大努力解决与邻国的任何边界争端及相关问题。在2006年入盟伙伴关系协议和协商框架中也采用了类似措辞〔15〕。

　　欧盟要求土耳其制定睦邻的外交政策，否则将会阻碍它入盟。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对其欧洲政治、文化和价值认同有重大影响。作为“老字号”候选国，土耳其在价值认同上应该很好地融入欧盟，虽然具有浓厚的伊斯兰信仰传统，但已被凯末尔改革从政治主流中剔除，现今提倡民主化、世俗化为价值观标准。尽管偶尔还有带伊斯兰色彩的政党上台，如现任正义和发展党（JusticeandDevelopmentParty），但一旦上台执政，它也不会触及政治伊斯兰“禁区”。虽然土耳其在民主化方面不够到位，但已和欧盟有共同的认同点，欧盟在外交方面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认同进行建构。

　　在入盟过程中，土耳其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实现方式也发生了转变，这起因于欧盟对它的要求，或者是它自我认同发生了转变，土耳其正在内置于欧盟结构的社会化学习过程，土耳其“欧洲化”过程所引起的变化在于社会学习和认同的建构〔16〕。

　　三、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在后赫尔辛基时代的体现

　　1999年，赫尔辛基峰会正式确定了土耳其欧盟候选国身份，大大鼓舞了它入盟信心，在外交方面也极力向欧盟靠拢。后赫尔辛基时代开启了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的新篇章，最直接的体现是土耳其在处理塞浦路斯问题及希腊问题上。同时在与中东国家的政策上，也能看出土耳其与欧盟亦步亦趋。塞浦路斯问题是长期困扰土耳其外交的难题。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土耳其坚决拒绝将塞浦路斯问题和加入欧盟联系在一起，反对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土耳其政治精英认为，如果塞浦路斯在土耳其之前加入欧盟，是对土耳其在东地中海战略利益的一种威胁〔17〕。所以土耳其主张通过希腊籍塞浦路斯、土耳其籍塞浦路斯及土耳其、希腊四方解决。但土耳其外交手段比较僵硬，一贯采取对峙的姿态。塞浦路斯于1998年开始同欧盟谈判，2004年5月1日，以整个塞浦路斯的名义正式加入欧盟。希腊凭借南塞浦路斯加入欧盟，为土耳其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增添了欧盟成分，土耳其开始认为这与它加入欧盟是两回事，而且这一问题也不在“哥本哈根标准”（CopenhagenCriteria）规定范围内，但是欧盟却不允许出现分裂的塞浦路斯。希腊亦开始向欧盟施压，如果塞浦路斯不与中东欧国家同时加入欧盟，希腊将做出不利于欧盟扩大进程的行为〔18〕。面对塞浦路斯问题带来的压力，土耳其开始积极寻找新的解决途径。现任正发党政府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联合国提出的“安南计划”（AnnanPlan）①，标志着土耳其在此问题上的政策转变：开始支持塞浦路斯重新统一，作为一个实体加入欧盟。土耳其站在和平的国际立场，减少了对北塞浦路斯军事、外交的控制。不仅如此，土耳其还继续寻求在联合国框架下，按照欧盟规定原则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综合方法，并将《安卡拉协定》扩展到十个新加入的欧盟会员国，采取具体步骤与所有欧盟成员国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政策从民族主义、冲突对峙的态度转变为公开对话、合作和双赢方式，主张积极主义和多边主义〔19〕。

　　可见，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如果没有加入欧盟的巨大压力，如果塞浦路斯未加入欧盟，土耳其很难有如此大的转变。土耳其处理与希腊关系时，同样受到了欧盟影响。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印证了国际关系中邻国是“冤家”的铁律。虽然两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在爱琴海问题、塞浦路斯问题和库尔德工人党（PKK-KurdishWorkersParty）领袖奥贾兰（AabudullahOcalan）问题上纠葛不断。为了加入欧盟，1999年赫尔辛基会议之后，土耳其一直努力缓和与希腊的关系。

　　这一年成了两国关系的转折年：两国官员之间访问规格不断提高；两国外长之间进行了探索性对话；两国军队建立了直接联系；拆除了两国边界的雷；两国军事演习大大减少且互相交流信息〔20〕。诚如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RecepTayyipErdogan）于2004年5月在牛津大学演讲中指出：“如果今天希、土关系融洽已经成为可能，这是因为通过双方达成共识所形成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就是欧盟。”〔21〕

　　土耳其在外交理念上也逐步向欧盟靠拢。欧盟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努力维护周边地区的政治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积极预防冲突，主张维护和平，反对在外交上使用导致紧张和矛盾激的极端措施，强调更多地依靠国际合作机制来解决问题和争端〔22〕。1990年代，土耳其喜欢以硬实力的方式来寻求外交政策目标，寻求军事或者威胁运用军事手段，以解决爱琴海问题或者与南方邻国冲突。所以土耳其外交政策与欧盟外交政策出现了不合拍。正发党上台以后，提出了与邻国“零问题”（ZeroProblems）的外交思想，这与欧盟所提倡的外交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是土耳其现任外长达乌特奥卢（AhmetDavutoglu）提出的“战略深度主义”（DepthStrategyDoctrine）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土耳其加入欧盟做了一定铺垫。为了实现这一外交目标，土耳其不惜打破外交传统底线，积极主动改善与美国之敌国———叙利亚、伊朗的关系。2004年，土耳其和叙利亚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总统互访，2007年，和叙利亚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2009年，在伊朗核问题上，土耳其联合巴西与伊朗共同签署了向伊朗提供核燃料的三方协议，完全无视美国提交联合国制裁伊朗的决议；不仅如此，还与伊朗签订了安全合作协议以共同打击库尔德工人党。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与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一直受到多重利益和因素互动的影响。因为所有欧盟国家一直顾忌中东地区的混乱和不稳定，若是土耳其加入欧盟，这一地区将与欧盟直接为邻。恰如欧盟委员会扩大事务委员斯特凡·菲莱指出，任何想加入欧盟的国家都必须与邻国搞好关系。有鉴于此，土耳其认为应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与邻国叙利亚、伊朗的对立或冲突，并在中东冲突中充当调解者的角色〔23〕。

　　实际上，自从2002年欧盟承诺商讨土耳其欧盟国家身份以来，土耳其就不断加强与邻国的经济和社会联系，试图通过多种手段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并从欧洲意义上将邻国看作欧亚结合地区。同时，欧盟在与伊拉克、以色列和伊朗等国的关系，特别是在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上，需要土耳其的支持与合作，并希望它成为欧盟“西方边界的守护者”。因此，土耳其妥善处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不仅符合欧盟利益，更有益于自身利益。诚然，积极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多样化关系及努力推行睦邻政策，是土耳其尝试得到欧盟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24〕。

　　四、土耳其外交政策

　　“欧洲化”前景无论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如何明显，但是它还没有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入盟日期也无法确定。因此，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的未来，还需拭目以待。因为“欧洲化”终究不是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全部因素，土耳其的国家利益是否与欧盟完全合拍、军队对外交政策的干涉和美国对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的束缚和制约，都是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作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如何选择，或者在两者之间如何平衡外交，都对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前景有重要影响。虽然外交政策“欧洲化”已经体现在土耳其的外交理念、外交政策民主化和外交实践中，但具体“欧洲化”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和分量是有限的，不能高估“欧洲化”的作用〔25〕。

　　外交实践结果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衡量标准，例如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上，土耳其的处理方式、态度及实践上的明显变化，不能否认“欧洲化”的作用。但欧盟在塞浦路斯问题解决上还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在该问题处理过程中，土耳其并没有完全顺从欧盟意愿。2004年4月，“安南计划”失败后，土耳其对塞浦路斯政策又回归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与土加入欧盟“脱钩”方向上。2005年9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表示，除非找到解决塞岛分裂的综合的、和平的方案，才能承认塞岛的分裂。

　　欧盟也发表了相对宣言，承认所有正式成员国是土耳其入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土耳其在入盟之前应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26〕。此外，2005年12月，土耳其还对塞浦路斯申请加入《瓦森纳协定》（简称“瓦协”WassenaarArrangement）投了否决票，并拒绝带有塞国国旗的船只或飞机进入土耳其海港或航空港。可见，欧盟自1999年介入塞浦路斯问题只是改变了有关各方互动的方式，而没有改变各方的立场〔27〕。

　　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还需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权衡。美国是土耳其传统盟国，两国有近60年联盟关系，土耳其在国家安全方面需要美国保证，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勿用赘述。按照冷战时的战略思维，土、美、欧三方都属于资本主义阵营，共处于大西洋联盟之中，共同对付苏联。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美、欧之间在外交理念、外交利益上的冲突暴露出来，尽管双方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但在一些国际事务中，土耳其需对美、欧权衡。有些时候，土耳其充当了美国和欧盟的“双面胶”角色，因为双方在外交政策上的方式不同〔28〕。

　　美国推崇霸权主义色彩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喜欢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崇尚军事力量。欧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欧洲风格”，主张采取积极斡旋的方式，提倡用外交手段而非武力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因此，在美欧双方产生分歧时，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还需和中东政策协调。2002年以来，土耳其中东政策有了新转变，加强了与伊斯兰世界联系，出现了“战略东移”走向。无论土耳其外交政策是否真正东移，但对其外交政策“欧洲化”产生了一定的“稀释”作用。也就是土耳其不将外交政策的所有精力投入欧洲，而是将注意力部分转移到苏联和中东地区，但重点仍在欧洲。土耳其以这种更加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唤起世人的关注，是为了更好的寻求国家利益。土耳其外交政策在“欧洲化”和“欧亚主义”产生了钟摆效应，当土耳其与欧盟关系弱化，或者对欧盟的政策失望时，钟摆就会摆向欧亚主义。

　　概而言之，无论从欧盟本身政策局限性的角度，还是从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角度，或者土耳其与欧盟之间的政策融合度来说，我们既不能否定“欧洲化”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曾经发挥并且未来还将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也不能夸大“欧洲化”的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未来趋势的决定因素是土耳其能否加入欧盟。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土耳其加入了欧盟，它的外交政策也不一定会完全“欧洲化”，因为这最终取决于各成员国是否能够接受欧盟制定的外交政策，以及土耳其的利益是否和欧盟外交政策所体现的利益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