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研究者大都注意到了“关系”对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影响，但至今少有成型的经验研究成果。这主要是因为这一领域的突破面临着“研究进路”和“调研方法”两大难题。西方第三代政策网络研究进路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上与公共政策中的“关系”现象研究具有较好的楔合性。采用“调研他人”的方法，如“所有个体报告除自己之外的所有‘关系’”、“部分个体报告除自己之外的所有‘关系’”、“选取部分‘关系’调研所有个体或部分个体”等，可减少“关系”调研的阻力。最后，本文对X市中小餐饮业联合审批政策网络内的“关系”现象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关键词】“关系”/政策网络/调研他人/经验研究 

　　“关系(Guan xi)”是华人社会的重要社会资本类型。华人社会的成年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会把“关系”构建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来调动社会资源，藉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达到目标。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公共政策有了更多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冲突。因此，“关系”也不可避免、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关系”对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影响。②但对这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到目前为止，国内还少有成型的经验研究成果出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在公共政策“关系”现象的经验研究中有两大难题亟需解决。 

　　一、公共政策中“关系”现象研究的两大难题 

　　渊源于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与西方的“规则”文化截然不同。这一华人社会人际交往的本土化特征也不是西方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西方盛行的学术研究范式也不一定适合用来分析中国公共政策的“关系”现象。事实上，当我们运用西方传统的行为主义或当下盛行的新制度主义来研究中国公共政策“关系”现象时都感觉不甚恰当。细言之，在行为主义范式下，公共政策研究关注“个体行动者的行为”，但中国公共政策中的“关系”现象展现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行动者之间的富有特殊内涵的联系。这一巨大差异使“关系”现象的研究无法在传统的行为主义范式下展开。同样，在新制度主义范式下，公共政策研究关注制度对个体行动者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行动者的集体选择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但是，当我们从“制度—行为—制度”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公共政策中的“关系”现象时发现，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中并没有确定的制度。不必说成文的正式制度，即便是非正式制度也是不断变化的。③因此，中国公共政策“关系”现象的研究在当下盛行的两大范式中均难以切入。采用什么研究进路成为突破这一领域的第一个难题。 

　　中国公共政策“关系”现象的经验研究所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开展有效的调研。在经验研究中，获得经验材料和数据是研究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说，在经验研究中，获得经验材料和数据有调查问卷、访谈、实验、参与观察等手段。④但是，厕身华人社会的成年人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还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的话，至少也是非常敏感的。即使是社会领域的“关系”，当调研者直接询问调研对象与他人的“关系”问题时，得到的回答也大多是“大家关系都很要好的，没什么差别”。但这显然不是事实的真相。因此，调研社会领域内的“关系”现象时，研究者也往往采取实验⑤、参与观察⑥、间接研究⑦的方法来获取研究数据。但是公共政策“关系”现象的调研要比社会领域的困难得多。这主要是因为：1.公共政策无法进行可重复的实验研究。2.公共政策中的“关系”不仅与政府组织的公共性相背离，而且也与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依法治国”不符。因此，公共政策的“关系”现象尽管广泛存在，但总是简单地被作为阴暗面对待。政府部门也往往将其视为内部问题而不会公诸于众。3.中国公共政策的主体往往是政府部门。事实上，无论在什么样的政体下，对政府部门的调研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政治敏感性问题。⑧公共政策的“关系”更不可能被直接调研，而且政府部门也排斥研究者的参与观察。这就需要公共政策“关系”现象的调研者，采用比社会领域“关系”现象研究者更间接的调研手段。因此，如何采用恰当的调研手段获得相对真实的数据，成为突破这一领域的第二个难题。 

　　在公共政策“关系”现象的经验研究中，如果能解决“研究进路”和“调研方法”这两大难题，那么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将会更贴近现实，具有更好的解释力和更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当然，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这两大难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一个好的、恰当的研究进路能增强“关系”现象调研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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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龚虹波，宁波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宁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