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把简政放权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中之重，一系列简政放权的举措持续发力，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社会活力和基层政府活力。但是，随着简政放权不断向纵深发展，来自于体制机制、历史传统、部门利益、管理能力等因素的困扰也日渐增多，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现象，比如，碎片化、中梗阻、数字化、变相反弹、中介服务混乱、非行政许可清理难度加大，等等。这些消极现象蚕食和减损了简政放权的积极成效，成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障碍，只有依法有效破除这些障碍，才能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工作向纵深发展。

　　破除部门权力的反复纠缠，需要法治

　　简政放权是“政府革自己的命”，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实质上是取消和下放政府权力，每减少一项审批就减少了政府部门的一项权力。权力与利益相关，触动利益比触及人的灵魂还难。

　　笔者在某地级市和某县级市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435份。从调查结果看，在“您认为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哪个主体”的六个选项中，选择“地方职能部门”的占49.0%，选择“地方各级政府”的占28.3%，二者相加占到了77.3%。为什么部门权力会成为简政放权的最大障碍，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部门权力与部门利益密切联系，而部门利益背后往往又隐藏着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或者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常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政府部门已经习惯了审批式管理，而且审批思维已经深深嵌入到了公务员的灵魂深处，可以说，根深蒂固的管制行政文化是简政放权遇到的最大障碍。因此，只有把行政审批权力关进笼子里，才能把简政放权工作推向深入，而法治是最稳定、最可靠的笼子。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这就为破除部门权力的反复纠缠规定了红线，真正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可以有效规范行政审批权力的设定、运行和监督，进而从根本上改变官僚体系的审批思维和审批管理方式。

　　破除政策性路径依赖，需要法治

　　过去和当前正在进行的简政放权，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地方各级政府，主要是采取行政动员的方式，通过行政组织的科层结构，自上而下，层层推动。采取的具体工作方式是，发文件，定政策，规定时限和标准，最后进行检查验收。从执行效率来看，这种波浪式的变革冲击了行政部门的固有思维，克服了某些弊端，短时期内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这种依靠政策力量推动的改革两个天然弊端：一是政策性路径依赖极易导致简政放权的简单化。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验收，政府部门会进行“数字化、标签化”处理，导致“雨过地皮湿”的空泛或者“横竖一刀切”的激进。二是政策性路径依赖使得简政放权取得的成果不可持续。政策周期结束之后，没有后续长期性的约束措施及时跟进，导致一些审批项目又会悄无声息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因此，只有破除政策性路径依赖，才能提高简政放权的积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