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府运行环境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中国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有着非常强的本土色彩。采取的主要形式有：目标责任制、社会服务承诺制、效能监察、党政领导班子实绩考核等。[1]政府绩效评估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但是在我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却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政府的行为起着引导和指引作用。通过绩效评估使地方官员的行为与政府绩效联系起来，并以评估结果为依据进行奖惩，从而建立起激励和约束机制，使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行为收敛于评估指标，从而贯彻上级政策、促进地方发展。但是正由于它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制度设计不完善，制度供给不足，结果事与愿违，产生诸多悖论效果。

　　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设计不尽完善，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诸多悖论效果

　　（一）指标量化作为政府实现科学管理的一种努力，由于设计和权重配置的不合理导致“选择性关注”倾向及努力配置和资源配置的扭曲

　　绩效评估制度的核心是指标体系，指标可分为量化指标和非量化指标、弹性指标和刚性指标、职能指标和基础指标等，无论怎样划分，对责任人而言，各项指标的属性和意义是不同的，这决定了他们对这些指标采取的态度与行动是不同的。根据调查，普遍的情况是刚性指标和量化指标在指标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不仅数量多，而且所占权重也更大;而弹性指标和非量化指标数量较少，所占权重也相对较低。

　　指标的量化实际上是政府实现科学管理的一种努力，量化指标具有可衡量性、明晰性和可比较性，完成如否、完成好坏一目了然，而且其所涉任务一般也具有刚性特征，并直接与责任人的升迁和整个集体的工资、福利等个人激励挂钩，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更容易引起官员的重视。而非量化指标具有非可衡量性、模糊性和不可比性，不容易评估其产出和结果，其过程也不易监测，因而也难以与责任人的政绩、升迁挂钩，在实践中对这类任务往往不够重视，甚至采取应付的态度。这种现象被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威尔逊概括为“选择性关注”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非量化性任务不重要，有些甚至应该是各级政府的核心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却可能被忽视，造成努力配置的扭曲。

　　绩效评估与资源配置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虽然资源应该流向效率更高的生产和服务，还是应该转向效益较低的生产和服务以求改善，也就是奖赏成功还是弥补失败，在政治上的抉择是困难的，但毋庸置疑，在市场尚不能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的关注度决定着资源的流向，因而努力配置的扭曲势必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实践中，各级政府过度重视经济指标，片面重视可衡量的数量化指标，必然意味着对其他民生和社会指标的轻忽，对社会公平、社会福利环保、节能等可持续发展等的轻忽。

　　与私人部门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不同，政府具有多任务性，目标具有多样性，是多维度的综合体，除了追求效率和经济目标外，还需要追求社会公正、收入平等、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质量等其他目标，这些目标或任务存在着模糊性，孰轻孰重很难进行权衡，这就造成对不同任务、不同指标进行权重设置的困难。权重设置决定着指标的重要性和官员努力方向，并有着放大效应，设置不当会进一步加剧选择性关注倾向以及努力配置和资源配置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