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村民自治，似乎转眼之间走过了将近三十年。从1988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算起，中国村庄的直接选举已经进入第27个年头。从我们这一代学者来说，当村民自治风云初起之际，我们还青春年少，刚刚踏足学界。但是，将近半个甲子过去，我们已经年过半百，进入知天命之间。尽管我们当年就知道中国基层民主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是，面对村庄选举历经三十年未能上升到基层政府层面的现状，我们还是难免有一些意外和失落。

　　遥想当年，不论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给予村庄选举很高期许。高层领导人曾有明确表示，公众也有强烈希冀，村民自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推进，将在政策上、法律上有重大突破，实现从村庄直接选举到乡镇直接选举、更高层次直接选举的推进。最近几年，所谓的突破和提升迄今也没有动静。不仅如此，村民自治推进初期遇到的体制羁绊到现在仍未解决。如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关系，即通常所说的“两委关系”，依然未理顺；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即通常所说的“乡村关系”，也没有廓清。从体制安排和政策规定来看，这些问题不仅仍然没有得到突破性解决，在一些方面甚至还有所后退。可以说，村民自治似乎“碰上了天花板”。

　　但是，如果我们把观察的目光聚焦到乡村现实生活层面，特别是聚焦到广大农民的身上，或者说，看到众多农民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政治态度方面的变化，就会另有一种心情。可以说，迄今为止的村级选举，对于中国农村治理的影响是显著而深刻的。在制度体系、法律框架并无突破性变革的情况下，农民本身的变化是巨大的，即农民在政治上的觉醒与提升。看到这些，我们的失望迷茫就转变为欣慰和兴奋，或者说，我们就会对于村民自治，乃至中国政治发展充满信心。

　　观察最近十来年的村庄选举，从制度基础和法制框架看，没有什么重要演变，村民自治遇到的两大现实制约也未根本突破（党政关系和乡村关系）。关于党组织与自治组织的关系，通俗的概括是，“选来选去选了个二把手”，意为选出来的人（村委主任）没有权，而有权的人（支部书记）不需选。关于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问题，通俗的概括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意为村委会虽为自治组织，做的却主要是政府部署下来的行政事务，即村委会的行政化反而严重了。以上是从宏观角度看到的问题或者是令人不满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