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创新的视角下讨论东亚秩序研究的发展及其价值。区域概念及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驱动力显示，东亚秩序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既是国际关系学界寻找理论创新点的需要，也是在中国崛起的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的产物。进而，本文展现了近年来中国学界在东亚秩序领域的研究脉络和进展。选取的视角包括四个议题：思想和历史维度的跨学科关怀、来自古代东亚秩序的反思及一般启示、对于东亚体系和东亚秩序性质的讨论，以及传统“区域主义”视角在东亚合作中的适用及其局限。这些尚未形成体系的研究，体现出中国学者逐渐从忠实追随到开始认真反思以欧洲为模本的地区秩序研究范式，尝试走出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些思维定式的趋势。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联盟制衡等经典西方国际关系假说的批判性思考，引导出地区秩序研究在中国和东亚国际关系土壤中可能萌发的理论生长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已然意识到其对于学科的创新价值。在此环境下，立足自身的历史和困惑揭示中国与东亚及世界的关系，是中国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实现平等对话的基础和优势所在。

　　关 键 词：东亚秩序；区域研究；历史经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高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引言

　　近年来东亚地区在现实中的重要性和被关注度持续上升。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世界中心由西欧向东亚转移已成为本世纪的大势所趋，①而人们对于全球霸权体系的关注也将逐渐转向地区权势的转移上。中国作为导致世界中心和地区权势转移的核心变量，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被动适应时代进程。随着时代背景和环境的变化，国内学界的哲学视角、理论关切点和命题方向需要与特定历史时期的需求相匹配。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面对时代转型和变迁应当做出的回应和调整，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作为相关性最强的学科领域更是责无旁贷。中国崛起对地区和国际秩序可能形成怎样的冲击，我们如何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去诠释和应对正面临或可能面临的难题？理论创新的灵感和成果往往源于时代的变迁和新需求的产生，对于“三大主义”浪潮过后多少陷入集体迷茫和失语状态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而言，中国和东亚话题备受瞩目，不啻为一个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这首先需要我们深入探析中国与其传统文化和地缘政治依托的东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并透过地区关系视角进一步诠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其实，国内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东亚秩序研究的重要性，陆续推出了不少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开始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这些研究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希望突破理论创新瓶颈的尝试。迄今相关研究已大致达成以下两点共识：其一，西方学界的关注议题和分析视角往往基于其自身国家利益和价值偏好，我们的研究要尽力保持自主性，避免落入其窠臼；其二，建立在近代欧洲历史经验基础上的主流国际关系概念体系和研究框架在解释东亚及中国问题时存在明显缺陷。②这些共识增进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立足于中国本位进行思考的主动性。一方面，问题意识和分析视角不再盲目追随西方学界的目光而游离，开始更多地关怀和思考中国真正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难题；另一方面，理论见解不再满足于忠实阐述和追随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既有成果，力图通过挖掘中国和东亚自身历史以实现本土创新。本文拟通过系统梳理、总结和评析中国学者在东亚秩序研究领域的最新议题和理论思考，展现该领域前沿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揭示东亚秩序在哲学层次和理论创新层面为何值得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充分关注，亦即其时代性和学理性价值之所在。换言之，笔者希望通过本文使国际关系学界同仁了解并重视国内东亚秩序前沿研究在理论创新上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共同探寻该领域研究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一、区域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东亚秩序研究的时代需求

　　某一学科在一个时代的兴衰，及其所涉命题的受关注程度，往往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国家需求紧密相连。二战结束以来，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围绕“国际秩序”的讨论经久不衰，世界秩序的构建、演进和交替，③国际秩序及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成为最热门的研究话题。④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是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主导者，而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权又主要掌握在美国的学术机构手中。与此同时，作为全球霸主，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弱化非美国主导的“区域化”的发展势头，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因为“全球化”多少意味着美国与每一个国家之间形成双边互动关系，而区域主义的发展则可能导致一些地区以共同体作为行动单位与美国发生联系，并在博弈中拥有更多议价能力。尽管“门罗主义”曾被视为“区域主义”实践的先驱，但美国在成为全球霸主之后，对“亚太”和“泛太平洋”区域概念的强调成为其反区域化的态度仅有的例外。这多少体现了美国在地缘上冲淡“东亚”这一自然演化的地理边界及文化概念，并将东亚地区问题“美国化”和“国际化”的尝试。其背后的主要战略意图之一是使美国拥有合法主导东亚事务的地缘身份，有效阻止该地区出现挑战美国霸主地位和既有国际秩序之力量的可能性。

　　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世界秩序和霸权稳定性所投入的热忱相比，现代欧洲学者无论在传统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更为关注地区秩序研究。因为对于欧洲国家而言，区域概念比全球概念更具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20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家卡尔·施米特提出“大空间秩序”(Grossraum Order)理论，这一概念被视为区域主义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当时欧洲相对于美国已然失去主导世界的能力，在一个封闭的欧洲大陆空间里谋求主导者地位遂成为德国的主要政治目标。施米特以“门罗主义”作为现实原型和理论依托，倡议德国在欧洲构建一个具有浓厚帝国色彩的“大空间秩序”。⑤施米特笔下的“大空间秩序”是一个在具有承载性超级大国(Reich，该词通常也被译为“帝国”)的政治理念辐射和军事保护下，排除外空间势力干涉的区域概念。其中，Reich作为“大空间秩序”的核心，是区域内国际法的主体。“大空间”的组织秩序具有等级性：Reich在法律上有自主权力干预大空间及其所属主权国家的事务。在施米特的描述下，未来世界最终将演进成为一个以区域秩序为基本单位而相互联系的国际生态。

　　施米特等德国思想家在哲学层面开始思考区域主义问题时，德国以外的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虽然并不赞同和支持德国在欧洲地区的主导地位，但同样认识到欧洲区域化的必要性。它们更倾向于成员国共同构建一个具有黑格尔所描述的市民社会特征的欧洲区域共同体，使欧洲地区的秩序得以稳定。⑥相对于施米特以“政治敌对性”为目标而划分的区域共同体构想，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设想的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和发展更多依赖于区域内经济和法律关系的转型和内生演化。⑦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科耶夫原本为法国利益所设计的“新拉丁帝国”角色逐渐发展为后来的欧盟——这一由平等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区域共同体组织。欧盟承担着维护欧洲地区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领域公共秩序的职责，其权威性由相互平等的各欧洲主权国家以“社会契约”的理念和方式共同赋予，其主要功能和运作方向则随着区域内部和外部具体环境的变化而自行调整。⑧

　　此后，欧洲学界一直热衷于地区秩序研究。20世纪50—60年代，第一次“区域主义”研究浪潮在欧洲产生。⑨厄恩斯特·哈斯、林析格等学者就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和演进、区域内协商如何达成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并由此判断欧洲的经济整合终将导致政治整合。⑩80年代，在欧洲区域合作的实践浪潮中，“新区域主义”应运而生。“新区域主义”在解释区域合作的产生和演进之时，特别将社会建构主义与“批判理论”中的全球社会理论(11)相结合，同时借鉴了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的元素，融入了发展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内容。(12)20世纪末，巴里·布赞呼吁，欧盟作为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应成为英国学派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13)随着“英国学派”研究力量的加入，欧洲地区秩序研究显示出更为深厚的历史经验根基。

　　区域主义哲学理念的产生和争论，以及地区秩序研究的兴衰，无一不是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其驱动力在于区域概念对于地区国家的现实价值。由于中国崛起，东亚地区秩序的模式选择，以及在未来东亚秩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然而，中国以自身为视角的地区秩序观念一直未曾成型。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不同，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并非其区域秩序观的延伸和扩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跃升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其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与自身经济利益密切关联的全球性问题上，对于“东亚”区域概念和地区秩序问题的关注相对不足。近十年来，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被关注程度不断提升。然而，与美国力量在这一地区发挥的主动性相比，中国对于东亚秩序的影响力主要以自发扩展的被动方式体现。这种自发性和被动性，随着中国崛起速度的加快，逐渐不能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变迁。从世界视角出发对于东亚地区秩序的关注和在学理上的解释，既是应对周边形势变化的需要，同时也是崛起中的中国在中长期不得不正视的时代主题。对于东亚秩序和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深层次的探寻，不但需要在现实中发现问题，更需要在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寻求灵感和答案。

　　在地区秩序的历史追溯和理论构建中，以欧洲为蓝本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一方面，地区秩序研究所依赖的相关国际关系理论假定及概念，如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联盟制衡等，大多源自欧洲地区国际关系史的经验；与此同时，对于区域共同体、区域合作等重要地区议题的讨论也主要是以欧洲作为案例模本。与之相比，东亚地区的历史和力量结构具有怎样的特殊性，有效的东亚秩序能否建立、如何建立和持续，对于这些重要命题的讨论存在很大的理论需求缺口。从学术创新角度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向前推进，需要不断寻找新的知识增长点和努力方向。在“三大主义”范式研究套路陷入理论创新的瓶颈之后，(14)前些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特别加强了对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特别是对先秦思想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5)但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和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历史经验的研究明显不足。对于东亚历史经验的挖掘不够深入，理论分析尚不充分，以致这一研究领域仍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富矿”，理论创新的空间和潜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