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静园,有“静”也有“动”。

　　9月20日,静园热闹了起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迎来成立一周年纪念日。一年以来,文研院组织了200余场学术活动,分享过敦煌莫高窟的文化价值,也对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北方经验进行过切磋;许多人文社科领域的优秀学者都曾站上过文研院的演讲台,如李零、傅申、安德鲁·阿伯特、包弼德等等,也有许多青年才俊以此为平台进行过学术思维的碰撞。这正呼应了院长邓小南在周年致辞里的那句话:“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平台,我们的责任是凝聚议题,引领方向,促进‘共享’。共享也是分享,不仅共享知识,也共享思绪激荡的过程,共享思想碰撞的火花;不仅校内共享,也与国内、国际学界共享。”

　　而静园之“静”,来过这里的学者最有体会,有邀访学者说,文研院可以“将学者从量化测评、资源争夺、人际关系的纷扰中短暂地抽离出来,回归思想者单纯自主的工作状态”,让人静心学术。这也是文研院成立的初衷:“为学者提供独立思考的充分空间,提供潜心研究的充分时间,让学者做学者该做的事。”

　　借着成立周年举办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文明研究中的跨学科视角:方法及反思”论坛,读者不妨跟随本报记者一同看看这个年轻的学术机构是如何“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

　　今天,伴随技术的发展,区域联系的扩大,文明不断产生交融,但与此同时,文明之间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突。未来世界会是什么图景,需要在文明研究中寻找答案。北京大学文研院在成立一周年之际,会集多位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文明研究提供了一组跨学科的视角与反思。会场上的一个声音,“文明研究,不仅仅限于专业研究,是我们学术最本分的研究”,恰恰映证了学者们对文明研究的关切。

　　文明研究天生就是跨学科研究

　　文明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或许从“敦煌女儿”樊锦诗40多年石窟考古研究的经验中能得到最直观的感受。考古专业出身的樊锦诗说,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并没有说跨不跨学科,但过程中发现要把石窟里的基本东西搞清楚,不是光懂考古就行。“敦煌学以考古开头,但之后会碰到佛教、艺术、民族服饰……石窟内有大量的文献,其中90%涉及宗教,特别是佛教,此外还涉及道教、基督教以及民间的信仰等;那以外的10%文献还涉及《史记》《诗经》《周易》等等。敦煌学确实包括许许多多的东西。”

　　“文明研究天生就是跨学科研究,但是怎么做却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认为,跨学科研究并没有字面意思那么简单,首先基本功要硬,他以昆虫学做标本为例:“有一些小虫的标本很不容易做,压扁,压不对头,虫形变了,会被误认成新种。曾有人宣布发现了三个昆虫的新种,却是基本功不行闹出的乌龙。推及多学科研究,如果基本功不扎实,也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怪标本,这是西方现在做文明研究最大的问题——研究世界史的人不少,基本功却很差。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一招鲜’,比如中国出身,中国史不好是不行的,只有基本功好才能将研究的领域跨出去。”

　　跨学科怎么“跨”?赵鼎新认为,其实单纯的跨学科没意义,有意义的是先形成问题意识,再看针对这一问题需要跨多少学科。“就像敦煌学,要研究敦煌民族、宗教、政权的变迁,还要研究敦煌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错过程中的文化常识的变迁,这些都是不同的问题意识,需要不同学科的知识。好的学者不应该被专业束缚住。”

　　一般认为跨学科都是跨出去,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学者叶少勇这里,却提出了一个“专业内部的跨学科问题”。“说起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跨学科关系,很多人不理解。汉传佛教是以汉语来传承的佛教形态,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可以统称为中国佛教,说起来都是佛教的细分领域,为什么会有‘跨学科’一说?这其实是就中国学术界的现状而言——本来紧密联系的一些学科,在高校当前的研究环境里被人为割裂了。原因也简单,搞佛教研究的人不少,但一般不碰藏传佛教也不做印度佛教,因为不懂藏语,也不懂梵语,导致追踪很多问题,比如追踪概念史,追出汉语圈就断了,没办法继续往前走。”叶少勇说,有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语言研究等基础学科的重要性,甚至想办法找理由忽视、贬低,甚至有人提出中国佛教研究“去印度化”。“并不是说研究佛教必须永远戴着‘印度眼镜’去看,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重视佛教本土化后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但是不能因为语言太难学,就把这个概念史的前段给砍掉,或者发明一个新的概念。研究如果必须要跨学科,就要技能翻倍,而不是各打一个折扣。”

　　叶少勇戏称自己“外语是本行,宗教是副业”,对于外语学科的重要性,他体会很深,认为其深层次也是一个跨学科问题,存在着一个从语言文献到文化文明研究的学科关系。“现在搞佛教文化研究的人,讨论问题经常空对空,没有真正的学术发现,原因在于不懂源头的语言,不能从语言的角度去参考更多的资料。即使懂了语言,还要有文献学的意识,佛教研究面对大量翻译过来的文献,研究翻译文献需要多语对看,不是找到印度语、巴利语的原文就可以,还要找藏语的平行译本。这种以考察多语言、多时期源头平行本为基础的文本批评体系,是西方学者在研究基督教主要是基督教文献的时候,通过对校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等文本建立起来的,目的是确立文献的传承性和传世性。此外,还要有分析研究的能力和问题意识,能敏锐地觉察到文献里面几个字词差异牵出来的重大问题,因为同一个文本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甚至方言语音、不同书写符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理论诠释体系当中流传,都会留下印迹,需要学者‘破案’。”叶少勇说,研究基督教、佛教这种空间时间跨度非常大的文化现象,才会涉及这么复杂的文本批评体系。中国的文献学体系虽然也很发达,有自己的校刊学,但是所有这些文献学方法,不能涵盖西方的文本批评体系。也正是因为这样,西方的文献学体系并没有被中国学者在研究佛教问题上很好地掌握。

　　时至今日,许多学科若想很好地回应现实问题,与其他学科合作,在文明研究这样一个更大的广度上寻找答案,是必要的。这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感触很深。最近一些年,西方世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2016年应该是非常大的转折之年,像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欧洲右翼的变化、伊斯兰国的兴起,这些新情况使得二战以来的整个世界政治秩序,甚至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现代性的世界政治秩序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面对这样一个挑战,我们研究政治哲学,本来应该对这个问题提供某种回答,但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政治哲学最近几十年来基本没有能力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他们在反思,为什么当时他们没有预见到苏联解体,现在更会反思,为什么没有预见到伊斯兰国和欧洲右翼的兴起。”李强认为,西方政治哲学回应无力的原因在于,整个学科不太关注传统的重要问题,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关注更多的是公共政策、分配正义等问题。“他们有一个预设,好像人类走到今天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制度框架,因此需要讨论的就只有如何分配社会的福利。而现在突然遇到一个新的局面,政治全部的层面展示开来,学科倒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了。”而回归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要想理解秩序问题首先要注意的维度就是identity,即“我是谁”,这个维度中,民族、宗教是非常重要的构成方面。与现实对照来看,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的确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面对此情此景,李强认为,第一个大的视角就是要思考认同,思考认同就需要历史、宗教等各种各样的知识,这就意味着跨学科的研究是必须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青年学者昝涛在提及研究土耳其问题的原因时曾说,按照现在整个全球秩序的逻辑和国与国的主权关系,以及我们对于宗教、族群所有的定义,真的没办法太理解土耳其究竟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土耳其早在奥斯曼帝国现代化以后就和中国发生了天然的联系,只有了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现代化的处境和其帝国回忆里面所构建的文明理想世界,才能明晰中国相关问题。借着昝涛的这番表述,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说道:“一些现实中最为迫切的问题,解决的钥匙或许并不来自我们当下发生的所有事情,因此对待文明问题,一定需要最大的勇气去追溯一个完整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