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意味着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但现实是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面临着比重过低、中产阶层在收入分配中所处位置不稳定、升力不足等诸多困境。因此,扩大中产阶层必须多措并举、迎难而上。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2016年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分别研究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习近平同志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在西方,中产阶级被认为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剂”、社会矛盾的“缓冲层”及社会行为的“指示器”。众所周知,我国中产阶层具有与西方中产阶级相类似的功能,但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是以工人阶级为依托的,与西方世界的社会结构并不相同。未来我们要不断扩大中产阶层规模,并加以引导,使其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逐步实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进阶。

　　扩大中产阶层并非易事 

　　中产阶层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小康是一种以中等收入为特征的社会现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意味着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但现实是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

　　第一,中产阶层容易受经济发展状况影响,忽上忽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距今已近四十年时间,因此中产阶层先天规模小、底子薄,对外部经济依赖性强,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

　　第二,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相对滞后,影响到中产阶层的发展。目前我国国民财富分享机制仍有所欠缺,居民收入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比重较低。在初次分配中由于强势阶层和群体在各种资源拥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向强势要素倾斜,必然造成收入差距扩大,而我国分配规则和制度建设仍不完善,再加上要素市场不健全,导致弱势群体在初次分配过程越发处于不利地位。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成为制约我国中产阶层培育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产阶层扩大面临着诸多社会风险,需要法治和市场多重保障。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中产阶层发展缺乏安全感。一是国家对私人财产保护有待提高。国家对居民财产方面的改革让人民对私人财产有所担心,担心自己的财产因国家政策变动而受到影响,如对房屋所有权“70年大限”的热议等。二是容易受我国转型期产业、职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工业化以及服务业的大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岗位,同时也淘汰了很多旧岗位,人们在这种变化中担心自己是否被时代所淘汰而失去工作。三是利于中产阶层投资理财的良好环境建设仍需加强。中产阶层虽拥有一定财富但却面临着贬值风险,想要投资理财却担心国内金融状况不佳,稍微投资不慎,就会陷入财富缩水危机,甚至重返贫困。四是飙升的房价也在阻止人们新近加入中产阶层行列,会严重降低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累积存余。五是中产阶层刚性支出较大,近年来股市低迷下行、财产性收入缩水严重,使得中产阶层的实际消费比例减小。六是中产阶层本就先天不足,却又后天失调。其自身认为社会风险太大,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缺乏安全感稳定感是其主要心态,总是会焦虑其财产安全问题,对改革会损害其利益的排斥,害怕失去现有的经济地位。另外在权力运行缺乏监督与制约的状况下,权力腐败成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它的存在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人们可能不再对权力腐败深恶痛绝,甚至也会成为攫取权力的一分子,这就容易导致负面情绪在社会上弥漫,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健康发展。

　　第四,社会阶层分化且有流动不畅,阻碍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由于当前社会的较高阶层往往呈封闭趋势,且排斥性较强,社会呈现出“向上流动难,向下流动易”的单向性流动,即社会底层人员向上流动不易,但任何社会风险都有可能导致中上层向下流动,尤其是处在中间的社会阶层,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底层。突出的表现在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造成城乡发展失衡,机会路径被阻隔妨碍了农民成为中产阶层,另外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限制,农民工群体无法真正成为市民享受城市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