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讲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六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素来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天朝上国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一个受到列强欺凌的国家,自此,知识分子开始追求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也曾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去学经济学,认为取到“经”后拿到中国就可以改造中国

　　过去,我跟很多与我同时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一定有它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学会了以后,就可以贡献于国强民富,正因如此,有了“西天取经”的想法。

　　学经济学对我来讲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经世济民。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北大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有机会到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殿堂的芝加哥大学去学习,去时我还特地带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寝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觉得收获很大,因为学到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严谨,因果关系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逻辑来看中国出现的问题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我在北大学习时就经常听到老师讲,自己接触时也看到,在国有企业里的工人没有积极性,为什么没有积极性呢?从芝加哥大学学习到的理论就很容易解释,因为当时中国推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干好和干坏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一个工人的劳动投入多少和工资收入高低没有关系,那当然就不会有积极性,我觉得这样的解释非常的合理。

　　另外,比如说在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倒爷”现象,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道理来看也很清楚。当政府对价格进行调控时,政府就必须用行政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开了市场,出现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想方设法从政府那边去“倒”计划配置的低价物资卖到市场去套利。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时非常努力,认为这套经济学理论很有道理,拿这套理论到中国来可以改造中国,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

　　中国面临的限制条件与西方不一样,采取的政策措施当然就不一样了

　　1987年回国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可以“指点江山”。但1988年我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当年中国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这是中国从1949年以来最高的一次通货膨胀。第二高是1985年的8.8%。18.5%的高通货膨胀怎么来应对呢?我根据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最新的”、“最先进”的理论认为应该提高利率,这样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的意愿就会减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后,储蓄的意愿会增加,当前消费的意愿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总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理论上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提高名义利率,采取的是靠行政手段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来减少投资需求。导致的结果就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从这种理论来分析,当时中国政府是很不理性的。

　　那时我可以写文章去宣传,政府应该提高利率,不应该用治理整顿的行政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可是我又一想,从1978年到1987年连续九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9%。连续九年的高速增长,对一个转型中国家来讲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当然,亚洲四小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高速增长,但他们是比较小、体制比较完善的经济体。中国当时是大的经济体,而且是转型当中的经济体,能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政府的决策者一定是很理性的,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长、两年高增长,不可能连续九年高增长。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后来仔细了解以后才明白,原因在于当时有很多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在资本很密集的行业里,资本密集的行业最重要的投资成本跟经营成本是资金的价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就会有严重的亏损。如果大型国有企业有严重的亏损,政府怎么办?就只好给予财政补贴。可是如果给财政补贴的话,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就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的赤字。货币增发以后不是又要通货膨胀了吗?这时我突然想到,原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的那些理论,假定所有企业只要经营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货膨胀就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让那些管理不好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经济的效率,又可恢复市场均衡, 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是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不一样,既然限制条件不一样,采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当然就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