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共制作了3000面木刻板，平均每天大概要做十个，产量空前 绝后，图为其中一幅，这些木刻板的宣传对象，是日本国内的普通民众。

　　甲午之战，民间的舆论对于政府的最后决策具有相当的影响。这是1590年代丰臣秀吉武装进犯朝鲜差不多三百年之后，近代日本的第一场对外战争，因而牵动了日本整个朝野的神经。本文试图对福泽谕吉（1835-1901）、内村鉴三（1861-1930）和德富苏峰（1863-1957），这三位明治时期极具影响力的舆论领袖，在战争时期对于中国和日本，当然还有这场战争的言论分析，借此来透视这一时期的日本知识人对于自我和他者（包括中国和欧美诸国）、对于近代文明和战争的认识。

一

　　福泽谕吉无疑是近代日本最大的思想家，或者说是明治时期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此外他也是最为重要的舆论领袖。在考察他有关甲午战争的言论时，应该对支撑他立场和观点的两个知识背景有所留意。

　　第一，是以中国古典为核心的传统东方思想。他5岁时开始随同邻近的藩士学习汉学和刀剑，在汉学方面具有深湛的修养，只是在接触到了西洋文明后，他将这些传统的东方思想归入了负资产的范畴。

　　第二，是表现为“洋学”的西方近代知识。福泽20岁时进入当时著名的兰学家绪方洪庵开设在大阪的“适塾”，在这里接触到了荷兰语的文献和近代西方的理化学科。1858年他来到江户游学，在已经开埠的横滨直接邂逅了欧美文明，始知荷兰业已陨落，如今的世界通用英语，乃发奋自学英文，以求一窥外部的世界。其时日本已与主要的欧美国家签订了通商条约，国门已完全打开。1860年2月，他作为随员乘坐日本第一艘横渡太平洋的轮船“咸临丸”前往美国，福泽也成了近代第一批游历西方的日本人，在美国待了四个月之久，直接感受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实相。他1866年撰写的《西洋事情》，差不多是第一本向日本读者全面介绍西洋文明的书籍，以后又将美国的独立宣言译成日文刊发在杂志上；1875年刊行的《文明论之概略》，正式奠定了他作为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也成了明治日本的主要精神脉络之一。因此，福泽主要是从文明论的视角来看待甲午战争的，或者说在此之前他就以此为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和朝鲜的问题，1882年他自己创刊的《时事新报》是他言论发表的主要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