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郑子瑜

　　5月6日，“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上，将于6月拍卖的周作人书信原件在座谈会现场展出，这批书信中包括了此前少见的84封周作人致郑子瑜的信札。

　　此次拍卖的周作人书信中，最重要的是1957年到1966年之间周作人致郑子瑜的信札，这些信件展现了周作人晚年的思想变化和生活处境。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新加坡学者郑子瑜旧藏的一批学人手札将于6月亮相匡时2014春拍，其中包括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84通、丰子恺致郑子瑜信札9通，及俞平伯、吕叔湘、谢冰莹、吴小如、陈子善等致郑子瑜信札45通，亦有周作人为郑子瑜题写的书签等。这些信札的影印件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5月6日，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主办“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周作人研究专家孙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等出席座谈。

　　“让它能被更多的人使用”

　　当天适逢周作人逝世47周年。周作人晚年与香港的曹聚仁、鲍耀明及新加坡的郑子瑜书信往来密切，周与前两者的通信，有《周曹通信集》及《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等书出版记录，而他致郑子瑜的信札，以往较少被注意，既不见于出版物，相关学术研究也付之阙如。

　　郑子瑜1916年生于福建，以郁达夫研究与修辞史研究著称。1930年代，周作人与郑子瑜同为《逸径》刊物撰稿人，两人因为同好黄遵宪而相交，在信件中，亦可见周作人向郑子瑜提供他所搜集的黄遵宪资料。1939年，郑子瑜南渡新加坡谋生，到1950年代，他与蛰居大陆的周作人恢复联系，为出版《知堂杂诗抄》而奔走；而周作人则向日本汉学界知名学者如实藤惠秀、吉川幸次郎等引荐了郑子瑜，对郑进入日本学界功不可没。

　　此次出现在匡时春拍的84通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始于1957年8月26日，最末者为1966年5月11日，展现了周作人晚年的所思所想、处境心境，其中关于《知堂回想录》、《知堂杂诗抄》写作、出版经历的部分，更属难得，是研究周作人建国后生活与思想转变的珍贵史料。值得一提的是，郑子瑜对信件保存精心，不仅所有信札的信封得以保存，并且有明确编号，可以用以确认写信的具体时间。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介绍，这批信札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以一个合理的价位面世，“让它能被更多的人所使用。”而匡时表示，这批信札原件将于5月31日到6月2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展出，并在6月初进行拍卖。

　　还原周作人的创作与性格

　　杂诗是周作人晚年的重要创作，1958年到1961年之间，在郑子瑜的热情要求下，周作人将《老虎桥杂诗》等旧体诗寄给郑，欲合辑出版。学者陈子善介绍，周作人对《知堂杂诗抄》寄望甚高，虽然看似是由郑子瑜负责，但编辑工作，包括照片选用、署名题写等，都是周作人自己选取，“相当于他自己编辑的这本书”。

　　但周作人在世时还是没有看到此书出版。陈子善介绍，在这些信札中，可以看到《知堂杂诗抄》出版所经历的周折：“从新加坡到香港又回到新加坡，后来甚至想拿到日本出版，都没有成功。这中间曹聚仁在香港出版《知堂文集》，郑子瑜还建议将《知堂杂诗抄》作为附录，也没有成功。”

　　而在这类事件中，周作人的性格也呼之欲出。相比后期的《知堂回想录》出版过程因为政治原因颇为曲折，《知堂杂诗抄》难以出版则是市场原因：出版社认为不会有利润。陈子善表示，在往来书信中，郑子瑜还提到样书问题，而周作人的意见是，只要能出版，样书之类的条件一切都能接受。“可见他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但当后来无法出版，郑子瑜提议他来出钱印刷，周作人就说不需要。所以在通信的后期，周作人对这本书只字不提，可以看到他的为人与风度。”

　　这种性情还显示在周作人对同代人物的臧否中。陈子善介绍，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当时请丰子恺做插画，周作人对此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不满，在与郑子瑜的通信中，继续“颇有微词”。而郑子瑜曾表示想结识俞平伯，周作人则让他不要多生事，因俞平伯已经身在中国社科院，身份大不同耳。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认为，这一批信札不仅具有文学史价值，更具有社会史价值。在1957-1966年的10年间，恰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变革时期，在这一系列信札中，不仅可以观察周作人的思想变化，也可以看到他的生活状况。困难时期郑子瑜每月给周作人寄去方糖、猪油等物资，周作人屡屡回信致谢。而对于郑子瑜寄来的一块手表，周作人更是用了一长段表示欣喜：“国内手表奇缺，欲买者需先登记，尚属遥遥无期，若不在机关办事者欲登记而不可得，至欲买一西国之表自更属难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