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范学校看西式教育中国本土化的实践与困境

《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合影，1926年1月13日摄于北京。第一排左起第六人为鲁迅。

　　“乡村教师成为处于现代都市和传统乡村之间的‘夹缝人’。”这是美国休斯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丛小平在《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下称《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对从师范学校毕业出来在乡村任教的教师群体的社会角色与心态的一种描述，这个描述准确地呈现了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中国教育体系改革的特点，及其亲历者承受的命运与使命。

　　与传统的教育史研究不一样，丛小平的这本书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师范学校教育史研究，而是以师范学校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发展、转型等为契机，探究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学校教育之关联的一部著作。相对于此前的从传统到现代这种过于单一和简化的历史叙述，丛小平更为注重的是教育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所呈现的“地方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教育传统等之间的关联。

　　丛小平和师范学校有很深的渊源，上世纪70年代，她父亲在一所师范大学工作，他们家就住在学校里面。后来她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并在陕西师大任教数年，不论亲历还是直观，她都能感到师范院校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92年她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却发现西方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虽然相当深入，但却不全面，对师范教育的研究付之阙如，完全忽视了师范教育和师范学校的角色。而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师范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教育的近代转型虽然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但是这个过程在每个民族、每个社会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其原因在于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前近代历史。所以，一个成功的近代转型必须是在与自己前近代历史的衔接中发展演化出来的，成为自己历史的延续而不是断裂，所以教育的近代转型必须从传统和现代性的互动融合、相互渗透的角度去看。”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理论上的自觉与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丛小平敏锐地注意到师范学校史这个“小个案”背后的大问题，她在通过长期的文献阅读、口述采访和研究探索后认为中国的师范学校历史体现的恰恰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互渗透，从而体现出了师范学校的历史延续性和主体选择性。

　　《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中文版上个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版2007年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中国留美历史学会2008年杰出学术贡献奖。日前，早报记者就师范学校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功能与命运等问题专访了丛小平。

　　师范学校的发展是个动态过程

　　东方早报：第一所师范学校——南洋公学的师范院——建立于戊戌变法的前一年（1897），1997年，中国庆祝师范学校建立一百周年，媒体发起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报道师范学校走过的世纪历程与百年功绩。但是，这些报道和纪念活动往往是将师范学校作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教育机构来凸显，在你看来，师范学校发挥的作用还有哪些被今人常常忽略的层面？

　　丛小平：从社会实践层面上看，师范学校的独特性使其在清末的社会转型和旧式文人向现代教师的转变中、在民国时期的国家建设和语言统一中、在社会团体借助本土资源进行的教育实践创新和乡村改造运动中、在1930年代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渗透中、在20世纪女子教育的转型和女性进入社会途径的开拓上，以及共产主义革命在1930年代的东山再起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展现出中国近代教育转型与社会转型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独特历程。中国师范院校的命运与社会转型、政治变革息息相关。

　　东方早报：近代中国的教育从整体趋势来看，是一个“去中取西”的过程，这也是欧美所谓现代教育模式的全球化过程，与此相伴随的就是中国从晚清开始兴建各种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到日本、欧美留学，特别剧烈的断裂就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强调与地方性传统衔接的师范学校在教育全盘西化浪潮中扮演的角色？

　　丛小平：我想，近代中国教育的整体趋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去中取西”的过程，20世纪中国的历史，包括师范学校的发展，应被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并非是单一和线性的。更具体地说，师范学校的发展体现在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重要进程中：一是全球化进程的本地化；二是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渗透整合。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作用的、同步的，是在互相冲突、互相渗透、互相纠缠中进行的。

　　强调现代化的“取西去中”和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必然将中国近代的历史看成是一个大断层，前者取代后者，克服后者，后者又必定反抗、拒绝前者。而本书则强调在这两个重要进程中的历史连续性，现代性对传统的继承性接受以及传统对现代性的选择性改造。传统在现代中延伸、转型、更新；现代接受传统的渗透、调适、改造，在其过程中，二者难分难解，在特定层面上互相排斥，又在特定情况下互惠互利，形成一种完全崭新的发展过程和社会模式。这种观点就避免了西方中心论的视角，教育的现代化就再不是一个西式教育制度取代中国旧的教育体系、现代与传统对立的过程，近代中国历史就不是一个大断层。在这一视角下，传统鲜活的存在仍然有价值，它的许多活动是有意义的，许多方面可以在冲突中渗透转化并获得新生，而不是一个完全要被抛弃的整体。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教育的近现代化的过程不是西方教育制度在中国的拷贝，也不是以建立西方教育制度为目的的一个过程，而是以中国教育和社会为主体，基于本土的实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