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是指某个家族世代相传的学术研究传承。自汉代武帝定儒术一尊之后，研究经学便成为读书人跻身仕途、获取功名的重要途径。东汉时期出现了“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等代代传承儒学的经学世家。自那以后，家学成为古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有现象。18世纪的经学研究，虽然仍遵循汉代以来通过师承、传授两种主要途径，但在经学方面颇有建树的名家，很多来自于少秉庭训。由于同一家族中经学家的大量涌现，从而形成了众多的“文学萃于一门”的家传经学的世家。

　　18世纪的家学传经，有别于传统的经学世家，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以近亲组成的经学传承。如浙东鄞县的万氏，父子相承，兄弟相及，而后汇成家族的一群，被称为“说经无双，甬上八龙”。江苏嘉定（今属上海）的钱家，一门群从，皆治古学，时有“嘉定九钱”之称，成为当时吴中地区著名的经学世家。二是传承祖父辈研究经学的传统。如安徽方以智、吴县惠栋、扬州焦循的易学研究，其渊源来自曾祖、祖父和父亲的代代相传。仪征刘文淇研究《左传》，草创历40余年，完成了《左传旧疏考证》，而《左传旧注疏证》生前仅写定一卷，病逝后他的儿孙刘毓松、刘曾寿绍承家学余绪，继续研究《左传》，至刘师培时已是四世同注一经。此外，如绩溪胡氏对《三礼》的研究，宝应刘氏对《论语》的研究，高邮王氏父子的训诂学研究，闽县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对今古文《尚书》的研究等，事实上已具有经学家学化的取向。

　　家学的经学传承，每每是出自同一个家族，所以他们必然会受到共同家族的遗传和影响，打上共同家族的印记。由于每个家族的文化背景不同，因此也带来了每个家族经学研究内容的不同。据《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的清人经部作品，除《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等诸经外，在清代学者引以自豪的九种十二部著名的新疏中，有六种七部出自家学，实际涵盖了乾隆、嘉庆二朝经学领域中的主要研究成果。晚清学者刘禺生说：“按有清一代，经史、词章、训诂、考订各种有用之学，名家蔚起，冠绝前朝，皆从事学问，而不事举业。……论其原因：一、继承家学，如二钱、三惠、王氏父子之例。二、各有师承，读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书自知。”刘师培在总结清代学术时说“惟有私学无官学，有家学无国学”。

　　家学是由血缘的纽带联系在一起而形成的学术组织形态。家族内部重视经学研究，并且能为其成员提供良好的经学环境，特别是家族内部的各类经义赏会，父子、兄弟、叔侄之间的砥砺切磋，以及经学人才的早秀早慧，家训、家诫中注重经学等也都是家学得以发展的内在因素。史载万斯同幼时常随诸兄后，听其议论。万氏兄弟生活在一个相互砥砺切磋、经学气氛浓厚的经学家族中。惠栋在父祖辈的影响下，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靡不肄业及之。王鸣盛、钱大昕生而颖悟，被称为神童。汪中与顾九苞的经学造诣都来自母亲的传授。洪熙煊苦志力学，与兄洪坤煊、弟洪震煊，借僧人的宿舍读书，夜夜围坐在佛灯旁，谈经不辍。父子兄弟叔侄之间往往在酒酣之际，则钩析经疑，闲以歌诗，往牒旧闻，凡演旁出，嘲噱风生，戏而不虐等也屡见不鲜，成为家学中的主要内容。称名一时的浙江杭州著名藏书家振绮堂主人汪宪的曾孙汪远孙，其父病危之际还指着楹书训诫他研读经书，不能辱没祖宗的传经传统。事实表明，18世纪汉学的建构，正是渊源于清代家学传经这一家族文化的特殊背景。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