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新要求,是执政方式的重大改变,是治国理念的最新成果。党纪和国法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一体两翼,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在正确认识党纪国法各自的调整范围、调整对象、功能、落脚点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党纪国法,进而推动政治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治理是一种组织协调机制,它伴生于社会。治理的性质、方式等与社会形态、发展阶段、历史文化紧密相关。广义的国家治理是指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目标,对全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调和与引导的活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政治工程与政治实践,法治是让治理更有水平的基础,所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求是法治精神,它既是治理者在治理过程中应遵循的考量模式,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追求的理想状态。没有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人民对法治的内心敬畏。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应与人民需求相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的“治理”和“国家治理”,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向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语境和话语系统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改革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民主、依法有效地治国理政。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通过法治方式解决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推动法治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法治体系的完整表述。国法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党纪即“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纪和国法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一体两翼,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在正确认识党纪国法各自的调整范围、调整对象、功能、落脚点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党纪国法,进而推动政治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纪”与“国法”有着重大的关联 

　　第一,“党纪”与“国法”不可混同。从效力范围方面看,党纪是政治规范,是政党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管理党内事务而制定的党员行为规范与依据,效力及于全体党员,是党员行为的底线。法律是国家规范,是国家权力机关根据法定的程序制定的对全体公民均有强制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和依据,是全体公民的行为底线。法是以国家暴力机关为实施保证的国家意志。凡涉及犯罪与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此外,法律及于行为管控,党纪及于思想引导。党纪不仅对党员的行为加以规范,同时对思想作风、道德品质也提出了要求。

　　从行为评价方面看,党纪通过取消评选评优资格、撤销党内职务、限制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参与党内事务决策权等对党员身份资格方面的限制和剥夺的方式,来对违纪进行否定性评价;国法通过拘留、罚款、判处刑罚等对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的限制和剥夺的方式来对违法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党纪不能设置专属于国法的特定的行为评价方式。

　　第二,党纪严于国法。党纪严于国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组织纪律的严格性的逻辑推演。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不但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而且具有革命的彻底性。保持先进性的唯一通路就是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加以自我约束。在义务设定上,党纪往往体现更高更严的要求,不讲政治纪律和规矩,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各行其是的集团俱乐部。

　　严格的党纪是国法得以充分实现的政治保障。党纪的规定更密、标准更高、要求更严,充分体现了以党风带政风促民风,加强作风建设的要求。党纪制度体系,既强调法纪的他律,又强调道德的自律,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对精神和道德层面进行规范,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只有从严治党,用党纪规范好执政党的行为、规范好执政党成员行为,才能够发挥好党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也只有执政党遵纪守法,才能在社会树立起“法”之权威,保障国法的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