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学者从理论构建、历史变迁、区域与国别、具体合作方式等方面展开的研究可谓充栋盈车，为丰富“一带一路”倡议内涵，明确机遇与挑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有部分专家学者为获取一手资料，展开了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实地调研，足迹遍布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国内城市及阿富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缅甸等国家。在交谈中，学者表示，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应走出书斋展开实地调研，为“一带一路”的学术研究提供详实资料，为决策建议提供可靠依据。

　　深入田野当面交流

　　清华大学教授何茂春陆续考察了“一带一路”所有的沿线国家。他认为，“一带一路”是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沿线国家和平发展的宏观构想，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商业行为。企业、投资者走出国门的每一步都要寻找商机，规避风险，在当地扎根，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学者走出去，决策者走出去。另外，社会科学有很强的实践性，不单纯是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从数据到模型的研究，要和具体的政策、法律、投资环境结合起来。“‘一带一路’实践性非常强，需要田野考察，这种考察应当是走进谈判桌，走进国际会议，走进具体的项目，走进工业园区的。”何茂春说。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迎胜在1989-1992年间数度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并将其学术研究和考察成果写入了著作《丝绸之路》之中。他认为，实地考察与单纯依靠文献资料从事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他参加了该考察计划中的综合考察与国际学术会议两项，重走了古代的东西交通线，考察的陆、海两路与当今的“一带”和“一路”基本重合。内容包括在有关遗址现场听主持发掘的专家现场讲解、提问；在各国参观重要历史性建筑与博物馆、图书馆所藏有关文物与古文卷抄本与档案；与各国当地不同专业学者展开当面交流讨论。“由此所得到的知识与信息，与仅仅守在书斋里闭门造车完全不同。”

　　另外，刘迎胜表示，在连接古今丝绸之路的层面上看，实地考察也有着深远意义。“‘大航海’时代以后，我国与周边世界自古存在的贸易与人文往来，渐次被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所取代。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学术界有关世界的知识受西方媒介与出版物影响较大，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了解也大致如此。因此，到沿线国家实地考察，与当地学者建立直接联系，了解他们对古代东西往来的想法与其学术成绩，重构古老东方各国各民族间的学术共同体是使古老丝路重新辉煌的重要一环，也是当今‘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的应有态度。”

　　展开具体而细微的调研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参与了围绕中巴经济走廊的两个旗舰项目——瓜达尔港区/自由区与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展开的为期两周的实地考察报告的写作和后期修改制作。该调研组针对建设中存在的安全隐患等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分析及建议，生成了《中巴经济走廊实地调研报告》。刘英认为，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旗舰示范项目，存在巨大发展机遇，中巴经济走廊的建成将为中国西北部、中亚等国提供五位一体的交通网及出海口。而安保问题，巴内部政局等问题带来的挑战也对项目有着重要影响，中巴双方政府、对口机构等在具体项目落实上都有专门人员负责，并全力阻止任何局部的混乱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安全。

　　何茂春赞同刘英对海外项目“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论断。他总结了在政治、法律、人身、财务、商业五个方面可能遇到的风险与机遇，并将自身的调研目标归纳为五点：首先是产能，探明走出去有多大的市场需求；第二是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有哪些优势，从而发现机会；第三个是观察其他国家在“一带一路”上的做法，展开学习借鉴；第四，探明海外风险及风险规避办法；第五，调研的过程也是走“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之路的过程，对当地社会、风俗、民族展开尽可能详尽的调研。

　　刘迎胜参与的“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与“游牧-阿勒泰之路”的三次考察一般由政府正式安排参访，赴有关遗址、少数民族社区、博物馆、图书馆或大学考察，正式接待者是当地学者、博物馆馆员等，学术考察占大部分。何茂春在考察过程中主要接触当地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智库、国际组织、高校学者等，同时，由于“一带一路”的商业性质，他的考察还包括了市场调研、参观工业园区、农业示范园区；走进社会中介组织开座谈会；到码头、物流中心、道路施工地点实地观看；拜访孔子学院等中国在外的示范项目；参加海外华人的聚会等。

　　给当地国家带来发展机遇

　　《中巴经济走廊实地调研报告》里写到：中方刚刚参与建设瓜达尔港时，港口机械全部因年久失修而无法使用，储油罐全部锈掉，如山的垃圾堆满了港口。中方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清理这些老旧设备和垃圾。如今瓜达尔港口面貌焕然一新：全新的用于装卸货物的吊机和门机已经整装待命，用于储存散货的筒仓安装到位，叉车、集装箱卡车等港口流动机械基本完成采购，办公楼和员工宿舍楼进行了翻修。由于瓜达尔当地的文盲率较高，人员素质短期内难以跟上城市发展速度，中国便在当地援建了一个职业培训中心，为将来港口和自由区运营所需要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基础培训。“一带一路给合作国家当地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刘英表示。

　　“通过实地考察，我深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民意识到他们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文化，有过独立自主与周围世界交往的历史，既是丝绸之路的受益者，也对丝绸之路的发展贡献很大。‘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适时的，符合中国实现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与中国往来国家自身的发展。”刘迎胜说。

　　何茂春表示，在实地调研中，他屡屡为中国企业的海外生存能力之强而敬叹。比如，中地海外集团在西非尼日利亚扎根了十几年，打拼至今，公司在整个国家都受到了普遍欢迎。与政府、部落组织之间的关系良好，不仅能够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还能够拿到国家级的建设项目。再比如说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华为等企业，其海外公司的运营机制实现了良好的本土化、国际化，也有着丰富的规避风险的经验。“在一带一路沿线，我国的对外援助实际上与欧美日等国还有较大差距，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企业的走出去需要国家政府部门牵线搭桥，更需要国家在对外援助上加大力度，为企业争取更多的项目源。”何茂春建议到。

　　记者 吕梦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