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一年，同时也是区域协调发展迎来重大进展的一年。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决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的设立，不仅成为中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缓解“大城市病”的有力举措，更为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开创了新局、谱写了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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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疏解精准落子

　　相比于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位于华北的京津冀地区虽然同样属于经济重镇，但在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上却一直滞后，长期存在“北京吃不了，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的问题：一边是人口不断涌入造成北京城市生活体验下降及管理难度提升，另一边则是河北省很多地区与京津之间存在显著的发展落差。

　　解困局需抓根本，落一子而满盘活。这关键的一子，就是雄安新区。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根据规划，雄安新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看来，近些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北京的世界500强公司总部的数量一直在上升，让北京实际上经济中心的功能在不断增加。多重功能的不断叠加，使得北京市的“大城市病”日益凸显。杨宏山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规划有很多，但落地较难，成效一般。在此情况下，设立雄安新区有利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一种定向疏解或集中承接，是破解京津冀协同发展困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路径。

　　目前，聚集在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般性的制造业，区域性的物流基地和批发市场，中心城区过于密集的教育医疗资源，部分行政、事业、服务单位等。这些非首都功能的聚集，严重超出北京的承载能力，致使北京出现了严重拥堵、人口急剧膨胀、空气严重污染等“症状”。此时，积极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有计划、分步骤地向中心城区外转移和疏解十分必要。在北京周边，保定、廊坊等地本身规模已经比较大，如果再成立新区，处理老城和新区的关系难度更大。而从国际经验看，“跳出去建新城”模式也较为适宜治理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

　　“雄安新区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基础上，还要以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为目标，通过长期不懈努力，建成高端高新产业集群地、创新要素资源集聚地、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打造京津冀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支撑京津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解读雄安新区未来发展前景时说。

　　雄安新区的设立同样获得海外关注并点赞。美联社认为，中国设立雄安新区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弥合首都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则报道称，雄安新区将提供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成为一个高科技中心以及智能城市规划的“实验室”，公众对这一“绿色”和“智慧”城市抱有很高期望。德国《每日镜报》文章则指出，雄安新区可能会像深圳和上海浦东新区那样，作为探索城市新发展模式的一个范例，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繁荣。未来雄安取得的成功经验，也可成为西方国家城市升级发展的研究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