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以来,文学之花在中国当代文艺的大花园中,开得姹紫嫣红。自2012年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文学桂冠以来,中国文学便捷报频传。2015年,科幻文学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荣获“雨果奖”;2016年,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

　　近几年来诸多重量级国际奖项上,中国作家身影日益频繁地亮相,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奖项的光环背后,中国文学整体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五年来,中国文学在制度建设、作家队伍、艺术探索等方面取得了哪些硕果?8月14日,在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主办的“砥砺的五年——中国小说创作研讨会”上,众多学界专家、创作者对五年来的创作现状进行了深度剖析。

　　 关键词一: 创作题材风格的丰富多样 

　　“就长篇小说的数量来说,2012年以前每年在3000部左右,2012年开始就达4000多部,现在每年稳定在5000部以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以长篇小说为例,对五年以来的创作状况做了一个“量化分析”。

　　白烨指出,这几年文学创作的题材可谓前所未有的丰富。以现实题材为主,包含了乡土变迁、都市生活、小人物日常生存、反腐大戏、现代人的情感状态、知识分子的命运等内容。此外,创作手法上也体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

　　“余华《第七天》的‘鬼魂叙事’,蒋韵《行走的年代》的浪漫主义,老奎《赤驴》中的反乌托邦风格,都体现出手法、风格上的多样性。”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孟繁华同时表示,在创新之外,不少作家敢于面对当下时代精神难题,保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姿态,尤其难能可贵。

　　这一丰富的创作生态,被《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形容为“折叠”。“这5年来的创作风格,也许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复杂,很难再对号入座。”按照题材的不同,王干将其分为乡土、反腐、沧桑、青春四大板块,而各大板块之间,不仅呈现犬牙交错的现状,也体现出对社会性和个人性的强烈关怀。

　　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学更多转向对内心和个人性的书写,对人的社会性存在相对忽视。“但事实上,中国文化对人的社会属性是非常强调的,反腐小说近年来的火热就是一例。”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以周梅森、周大新等作家的创作为例,指出了新的文学如何从“接地气”“扬正气”走向“聚人气”。

　　近5年来社会变迁中对普通人影响最为深刻的,大概就是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认为,城市文学和新乡土叙事会成为这一时代最具现实意义的题材。

　　“从60后到70后,大部分作家从乡村进入城市,而80后、90后及其以后的作家可能大多出生在城市,或从海外归国。客观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写作的重要意向。”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刘琼说,社会关系的变化催生了路内的《慈悲》、北村的《安慰书》、陈彦的《装台》等关注城镇现实的作品。而相应的,面对传统乡村遭遇的时代变革,付秀莹的《陌上》则给我们提供了有别于传统乡土叙事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