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职业资格认证—— “就让老板来定呗”

　　在上周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诸多“简政放权”措施被进一步确定。其中“减少部分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先期取消一批准入类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尤为广大劳动者所期待。

　　当“考证风”从职场蔓延到校园，五花八门的资格认证考试消耗着劳动者的金钱和精力。我们需要考这么多证吗？业务能力一定要通过这些考试来体现吗？

　　概貌

　　部委拥有了鉴定的权力，随之而来就有一系列收益

　　常务会议上发生了有趣的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着“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询问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是否有这个资格许可。看到后者摇头，李克强乐了：“你可是我们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啊！连你都没有资格，这个资格许可不是莫名其妙吗？”

　　资深从业者尚未经过“认证”，还没入行的学生却往往“证件等身”。如今此类怪象早已屡见不鲜，更让人们质疑这些浩如烟海的“证们”有无存在的必要。

　　自从1994年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写入劳动法，职业资格认证已走过20年。目前仅在人社部就有上千种认证，商务部、财政部等多个部委，也均有属于自己的认证。同一岗位，部委之间常常会争抢“认证”。例如心理咨询岗位，有劳动保障部的“心理咨询师”证、卫生部的“心理治疗师”证，还有人事部的“心理保健师”证，但工作内容大同小异。对此，人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马德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为利益使然，部委拥有了鉴定的权力，随之而来的就有报名费、培训费、评审费等一系列收益。

　　针对考试太乱、重复交叉等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早在2007年就曾下发文件。原定4个月的清理进行了5年，直到2012年5月才公布第一批纳入公告保留的265项职业资格证书认证。然而直到今天，体系散乱、版本众多、形式主义……依然是人们对职业资格认证的印象。

　　吐槽

　　“心理咨询师谁都能考，搞得没什么含金量啦”

　　今年硕士毕业的颢源，从本科起便醉心于“征战证途”。就读于师范类院校，拥有教师资格证是顺理成章的。心理学专业的她，2008年考了心理咨询师，2009年考了人力资源管理师，2011年又马不停蹄考了个职业指导师。

　　考这些证，颢源没少花钱——它们不是买本书自学那么简单，必须参加机构培训才有资格考。“要有一定课时的学习经历，个人不能直接报名。辅导班都跟发证单位有关系，这样才有资质。”算上培训费，心理咨询师花了4400，人力资源管理师是2000，职业指导师是1500。对学生而言，开销真心不少。

　　毕业季，颢源找了份教师的工作，派上用场的只有“标配”的教师资格证，其他花费不菲的各路证件，暂时没看到用处。“不后悔吧，多学知识还是有用的。”颢源颇为淡然，但她也赞成减少资格认定。“尤其要提高证书的门槛，比如心理咨询师应该是心理学、教育学和医学背景的人有资格报考。现在谁都可以考，搞得没什么含金量啦。”

　　“以落伍的方式考查，对实务工作有什么帮助呢”

　　作为行业“门槛”，会计从业资格证曾经直接颁发给财经专业学生，后演变为专业学生可免考三门科目中的两门。2012年底财政部取消免考政策，无论是否学习相关专业，都需要参加全部考试。

　　“想转行的人，考证或许有必要，但对专业出身的人就不必再拿这些小儿科唬人了吧！”去年毕业的财经专业学生小丁，认为自己花300元考证颇为多此一举。“省下面分市考区，广州考的跟东莞就不同。调到其他区会计证需要转出，不但麻烦还得花几百块钱，有必要各地都弄一套自己的考试吗？”

　　而考试内容与实务脱节，更令小丁“不懂”其意义所在。“比如‘电算化’科目，广州的考试软件可以选择用友T3或者金蝶，现在基本没什么企业用这么落后的软件了。以这种落伍的方式考查，拿证对实务工作又有什么帮助呢？”

　　此外，会计证的“继续教育”尤为业内人士诟病。“拿证也不是‘一锤子买卖’，每年还得花100多块钱看网络课，其实就是走个形式。”从业三年的黄小姐无奈地说。“我已经在工作了，如果不能胜任，公司也不可能白养着我啊，就让老板来选择呗。”

　　“工作二三十年了，还有必要考证吗”

　　虽然1997年就入职出版社，直到去年，四川少儿出版社北京编辑部主任高海潮才通过出版资格考试，取得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一直忙，这两年要求严了，没证就没有发稿权，不能当责编。”他笑着感叹，“不得不考啊！”

　　高海潮刚开始工作那会儿，还没有这项考试。2001年，人事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原）共同把它组织起来，面向出版社所有业务技术人员，包括中层管理者，以及过去的老编辑。

　　“出版行业在中国比较敏感特殊。” 高海潮坦言，他能理解这种做法，至于考试的作用有多大？“编辑注重的是选题眼光、导向把握和市场判断，都需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提高。考试？就是个形式吧。”

　　两门科目，报名费100多元，考试对高海潮来说不算难，但社里有些工作了二三十年的老编辑通不过。“题目有一半属于死记硬背的，跟现实业务差距比较大。其实工作都这么久了，老编辑的能力非常强，也得到了单位的认可，有必要通过考证来证明吗？”

　　“内行看门道，行不行几个问题就知道了”

　　1992年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王大建就成了一名奶牛兽医。学习、钻研了几年，他和家人开办起“北京吉祥奶牛场”。如今43岁的他，已经有二十多年兽医工作经验了。

　　2006年，老王听说了“执业兽医师资格证”，就到动监局报名。“生意好坏保不定，以后万一想去别的地方干，有证不是如虎添翼嘛！”然而，自认“技术方面肯定没问题”的老王，却连报名都没有资格。对方说得是水产养殖、兽医、畜牧兽医专业的才可以考，他是畜牧专业，方向不符。老王有点郁闷，“干了这么多年兽医，也没个证啥的。”不过，后来的一场招聘让他淡定了。

　　2010年左右，老王去应聘伊利集团的畜牧公司技术部经理，“人家没说要看证，就是现场请专家问问题。内行看门道，行不行的几个问题就知道了。”虽然公司发来了邀请，考虑到得离开北京，老王最终还是“算了”。

　　经此一役，老王意识到“人家认的还是水平。”他呵呵地笑，“张仲景也没证啊！二三十岁觉得证重要，年纪大了这些都无所谓。”

　　正说

　　“经过大浪淘沙剩下来的准入行业，国家一定要收紧”

　　佟亚丽（人社部中国人事科学院人才资源开发标准化研究室副研究员）：目前的职业资格分为“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两类。“准入类”是对从事责任较大，社会通用性强，涉及到国家财产、人民生命安全和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工种）的劳动者来说，必须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是依法独立开业或从事某一特定专业（工种）学识、技术和能力的必备标准。比如律师，没有执业资格就没有签字权；医师没有执业资格，就没有处方权。

　　“水平评价类”则是你入行以后，在这个行业里职业水平高中低的显示。但现在走得偏了一些，比如人力资源，有很多在校大学生就去考，拿到三级证书，其实他还没有从事这项工作，考了这个证，也不能证明在实践中的真正水平。所以社会上很多情况是“有证没水平，有水平没证”。

　　现在从“简政放权”的角度来讲，在保持资质资格水平不降的前提下，减少部分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先期取消一批“准入类”的专业技术职业资格，是有积极意义的。严格准入制度，要以“准入类”的定义来衡量，以《行政许可法》为依据，如果没必要“准入”，就放下去，逐步建立由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开展水平评价的职业资格制度。今后，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和各地区、各部门自行设置的各类职业资格，不再实施许可和认定。

　　如果确实依法属于“准入”范畴，国家一定实行准入控制。出现什么问题，要延伸追责。比如盖楼，多少年以后出现问题，当初谁签字的，都要追溯的。

　　对普通劳动者就业而言，若某个职业资格证书依法不再属于“准入”范畴，取消掉也是给人们减少压力和负担，可以拓展更多的就业渠道和路径。如果真的要做需要“准入”的行业，考下来的证书也会更有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