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已引起学界关注，而中国文论在经过长时间的“引进来”之后，也要逐步建立“走出去”的意识。在中国文论“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也需要加强中外文论的对话与交流。

　　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

　　中国文论“走出去”的主体，主要是古代文论。在悠久的文学实践中，中国文论形成了一整套独有的话语体系。季羡林曾指出：世界上只有中国、印度、欧洲的文艺理论“能言之成理，自成体系”。但中国古代文论要在西方传播开来，并被西方读者认可，还面临很多困难，因为它与西方文论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促进中国文论“走出去”，首先需要做的是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中国古代文论源远流长，但因其鲜明特征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与当代诗学格格不入，结果使古代文论和当代文论严守疆界，各自平行发展，缺少对话，同时也遮蔽了古代文论的精髓和对当代文论的启示价值。

　　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不能削足适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我们需返回古代文论的原初语境，努力还原和厘清其理论内涵，从古代文论经典中寻找那些具有现代审美和学理价值的理论，使其为今所用。这要求我们对古代文论经典进行真切体认，并作出现代解读。在这种体认和解读中，让古代文论原有的文化基因被重新激活，使其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中能得到新的阐释和发展。

　　西方文论家经常从古希腊、古希伯来和古罗马文论中汲取养分。对我们而言，古代文论也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需全面调动系统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知识，从语义、句法、韵律、修辞、文体特征及文化背景等多角度展开，对古代文论进行全方位解读和研究。同时，从现代汉语中选择那些能与古代汉语相通的词语，有效实现古今文论的对接和融通。

　　此外，我们应立足当代文化语境，使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下的文论建构和文学批评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与此同时，在中国古代文论的激发下，使当代文论获得新的生长点。做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工作，也就为中国文论“走出去”奠定了坚实基础，由此可开启中国文论“走出去”的第一步。

　　推动中外文论对话交流

　　中国文论“走出去”离不开对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同样也离不开对中国文论的翻译，以及中外文论的对话与交流。中国文论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化谱系，如何在翻译中对传统文论话语进行语言转换，需要充分考虑接受语国家的文化语境、诗学传统及审美规范等因素。文本翻译是一个意义无限延伸的开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文不断被研究、翻译、阐释。其中，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不断碰撞、理解、融合，源语文化的内涵也能得以彰显。以《文心雕龙》在北美的译介与研究为例，通过译介，中外学界深化了对《文心雕龙》的原有认知和研究，同时也带动了中国和北美文论研究界很多其他项目的译介与研究。

　　中国文论内涵丰富、表述凝练，这就需要译者以规范的外语及译入语读者容易接受的形式，将其尽可能准确翻译出来。在古代文论外译的过程中，文论术语的翻译尤为重要。国外学者要深入理解中国文论，必须掌握中国文论的基本术语。中国学者如果想要向国外介绍和传播本国文论，并与国外学者展开有效对话，也必须首先把古代文论术语准确翻译出来，并阐释清楚。对文论术语的真正理解，会促使国外学者加深对中国文论独特性的认识。所以，中外文论话语间的对话，是从基本文论术语的翻译和相互理解开始的。但笔者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在北美学界找寻不到一部中英双语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关键术语或中西比较文学术语的权威工具书，而北美关于西方文论术语的工具书却很多。因此，中国学者需要与国外学者合作，共同编撰一部全面、准确、清晰解释和界定中国古代文论关键术语的中英双语工具书，切实推动中外文论的对话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