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尤其是清道光、咸丰时期，桐城派经历了从以江南为中心，到影响力迅速传播并流衍至各地的过程。桐城派文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向东影响了江苏的阳湖学派；向西北影响了青海、新疆的文学发展，如吴汝纶在莲池书院讲学，而姚莹根据其见闻写作了《康輶纪行》；向南影响了湘乡派、岭西五大家的文风。查阅相关史料，不难发现以下三个隐藏于其中的桐城派影响力传播的密钥。

　　一个关键人物：姚鼐

　　姚鼐对桐城派有确立之功，学界已有共识。从某种程度上看，姚鼐确立桐城派的主要手段就是积极培养后进，以扩大桐城派的影响。在姚鼐的努力下，桐城派成功地突破了地域限制，首先在江苏一地扎根成长，管同、梅曾亮等成为“姚门四弟子”的代表。此后，桐城派的对外传衍都离不开关键人物的积极倡导。如梅曾亮在京城自觉肩负延续文派的重任，一心专攻古文，恪守桐城家法，潜心奖掖后进，一时京中桐城古文大有中兴之势。又如，在广西桐城派崛起过程中，私淑姚鼐的吴德旋对吕璜从精神上和理论上给予了无私的鼓励和帮助，极大地激发了吕璜回乡传播桐城派的信心和决心。

　　两种传衍方式：师承和家承

　　所谓“传衍方式”是指桐城派作家、成员之间的关系。有感于“桐城文学流传至广，支流余裔曼衍天下”，刘声木首先对桐城派作家之间的师友授受、文学渊源关系做了最早的梳理。不过，因为其目的在于厘清文学传承的线索，所以将所及桐城派作家仅从师生关系区分为“师事”与“私淑”两大类。实际上，桐城派作家之间还存在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关系，即家族姻亲等血缘关系。据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的所述可知，江西桐城派作家鲁九皋与陈用光是甥舅关系。在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国封建社会，家族姻亲关系对文学流派形成、传续的影响不容忽视。

　　三条传播途径：书院讲学、游宴交流、古文著作

　　乾隆时期，姚鼐在钟山书院讲学，培养桐城后进，以此作为壮大桐城声势的有效途径，其对近代桐城派的传播壮大具有示范意义。如吕璜通过在桂林榕湖经舍和秀峰书院的讲学，吸引了大批门生学宗桐城，开启了以“岭西五大家”为代表的广西桐城派的兴盛局面。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书院讲学之外，日常游宴交流也是桐城派传播其影响力的另一条途径。很多时候，桐城派作家之间的“师事”关系，并不一定通过书院学习的方式来确立。就广西桐城派来说，如果没有吴德旋在杭州二十多天与吕璜畅谈桐城古文义法，吕璜就不可能成为广西桐城派第一人。同样，如果不是梅曾亮久居京城，通过游宴唱和、以文会友的方式交纳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等，并时时直接给予他们古文创作的指导，那么“岭西五大家”就不可能迅速成为桐城派的骨干力量，偏于一隅的广西就不可能成为桐城古文的重镇。

　　古文选本、古文理论著作是桐城派传播其影响力最直接的途径。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梅曾亮编选的《古文词略》、吴德旋编著的《古文绪论》等，无一例外对倡扬桐城派古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朱琦在《自记所藏〈古文辞类纂〉旧本》中感慨：“当是时，海内英俊皆知求姚先生遗书读之，然独吾乡嗜之者多。”这清楚地证明了，桐城派古文选本正是传播桐城义法的直接途径。

　　桐城派影响力的传播，虽然是出于桐城派壮大自身力量的主观愿望，但在客观上对流衍所及各地的文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广西而言，其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文人之间形成相互学习、交流的良好风气，由此为诗人群体和文学流派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而文学群体的出现，根本地改变了以往广西地域文学零碎化的现象。如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等既是广西桐城派的代表作家，也是道光、咸丰时期广西诗人群体“杉湖十子”的成员。二是广西桐城派各成员大多出于当地的名门望族，加之他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姻亲关系，从而催生了广西文学家族的出现。如吕赓治是吕璜之子，能世其家学。李洵是吕璜的女婿，古文饶有家法。龙继栋是龙启瑞之子，夙承家学，著有《槐庐文集》等。文学家族的大量涌现，是清代广西文学繁荣的标志。

　　（作者系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记者 吴楠/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