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马克思学界备受瞩目的事件，当属《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历史考证第2版（Zwei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2）的陆续编辑和出版。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Engels-Werke），MEGA2把“学术化”和“国际化”确立为两大核心编辑理念。其中“学术化”集中体现在对收录内容的编辑安排上，MEGA2主张忠实而又完整地收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遗留下来的全部文献。而“国际化”则主要表现在国际化编辑团队的遴选上。MEGA2在国际化方面最值得关注的事件，可能要属以非印欧语种为母语的日本MEGA编委会在1998年的成立与加入。面对这一事件，我们不禁要问：日本学者为什么能够加入MEGA2编辑团队？笔者以为，在德、俄两国人员占据主导地位的MEGA2编辑团队中，日本学者之所以能够占得一席之位，并争取到部分核心卷册的编辑权，至少有下述三点理由。

　　文献学研究的积淀

　　文献学研究历来是日本学界的强项，这一点同样反映在马克思研究领域。试以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巴黎手稿》（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44年经济学笔记》）为例。提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首先必须提及的是拉宾（N. Lapin）和罗扬（J. Rojahn）这两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拉宾工作的意义，在于其通过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由“笔记本I、II、III”构成）影印件的探究，最早提出《巴黎手稿》分为两个写作阶段，《1844年经济学笔记》中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笔记》）写于《手稿》的《笔记本I》之后、《笔记本II》之前的执笔顺序考证结论；罗扬的贡献则是在拉宾研究的基础之上，推定《穆勒笔记》即是《笔记本II》散失的前半部分，《笔记本II》不存在所谓前半部分遗失的问题。

　　在拉宾和罗扬等人关于《巴黎手稿》写作顺序的文献学考证结论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学界曾根据《手稿》和《穆勒笔记》在主题和研究进路方面的差异，独立考证过《手稿》和《穆勒笔记》的写作顺序，并且作出了与拉宾、罗扬几乎一致的执笔顺序推定。具体而言，日本学者大岛清等人认为《笔记本I》的“马克思是在无视商品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将劳动过程还原为强调性的收夺关系”，而在《穆勒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货币价值、商品交换的逻辑研究，将人的自我异化发展为比《手稿》的‘异化劳动’更为具体的理论”，《穆勒笔记》的理论水平要高于《笔记本I》，因此确定《穆勒笔记》写于《笔记本I》之后。

　　除大岛清等人依据主题与内容的推定，中川弘根据穆勒相关引文不见于《笔记本I》，而首次出现于《笔记本II》这一事实，进一步从文献上推定《穆勒笔记》的具体写作时间是在《笔记本I》之后、《笔记本II》之前。大岛清和中川弘等人关于《手稿》与《穆勒笔记》执笔顺序所做出的研究结论，与拉宾、罗扬等人的著名文献学研究结论不谋而合。除《巴黎手稿》外，日本学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相关手稿等方面，同样完成了相当的文献学积淀，这为其参与MEGA2编辑工作奠定了基础。

　　经典文献的编辑经验

　　与深厚的文献学研究积累齐头并进的，是日本学界在马克思恩格斯诸多经典文献方面所展开的编辑尝试与经验积累。一方面，仍以《巴黎手稿》为例，在中川弘与拉宾论文的双重启发下，山中隆次重译了《手稿》和《穆勒笔记》，并以《马克思巴黎手稿——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为题编辑出版。山中隆次在处理《手稿》的排序问题时，既不采取MEGA1将《穆勒笔记》置于整部《手稿》之前的做法，亦不附从MEGA2把《穆勒笔记》与《手稿》分卷拆开收录的做法，而是在将《穆勒笔记》收录进《手稿》的同时，遵循了《笔记本I》—《穆勒笔记》—《笔记本II》—《笔记本III》这样一种全新编排顺序。

　　另一方面，针对备受关注和争议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手稿编辑难题，日本学界同样给出了有益的尝试。在MEGA2

　　I/5出版之前，国际学界影响较大的“费尔巴哈”章有六个编辑版本，其中就有日本学者广松涉在1974年所编辑出版的“广松版”。“广松版”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是由于在“排序”方面，鉴于“费尔巴哈”章部分手稿写作时序难以判定，广松涉创造性地采取了“主题插入式排序法”，即他没有采取巴加图利亚等人将不太连贯的“费尔巴哈”章“小束手稿”简单置于“大束手稿”之后的做法，而是根据“小束手稿”与“大束手稿”在主题上的相关性，将“小束手稿”按相关主题加以拆开，作为补充论述，分别插入“大束手稿”的相关部分之后。与之相对，在“排版”方面，“广松版”除根据手稿原始写作状态，将排版分为左右两栏，用不同的字体标识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同笔迹外，同时还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复杂修改内容直接在正文中予以还原，并以不同的字体区分正文部分和修改部分。这种排版方式的优点是使得读者在阅读手稿时，可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中的不同分担内容和复杂修改过程一目了然，极其有利于形成直观的认识。“广松版”在编辑“费尔巴哈”章时所采用的这些方法，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在后续的版本编辑中得到沿用和体现。

　　立足文献的学术研究

　　日本学界的文献学考证，除文献学本身的考量，还另有其深层的研究问题意识考量，借助将文献学考证和研究问题意识两相结合，日本学界做出了一大批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仍以《巴黎手稿》为例，日本学界之所以花大力气考证《手稿》与《穆勒笔记》的写作先后顺序，是出于文献学考证和研究问题意识的双重兴趣。笼统来讲，《手稿》所处理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关系，着眼点在于如何扬弃这种对抗关系，如何扬弃资本主义社会；与之不同，《穆勒笔记》所关注的是市民社会下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强调的是如何发掘这种商品交换关系下所隐藏的人格交往关系，如何肯定市民社会。如果能够通过文献学考证，将《穆勒笔记》嵌入《笔记本I》和《笔记本II》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至少有两层考虑，其中一层是作为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前奏的过渡性商品社会，另一层则是作为贯通商品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分工、私人所有和等价交换为主要特征的规范性文明社会。日本学界的工作是试图证明作为规范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对于马克思理论建构的积极意义，并由此出发，构筑起市民社会学派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解读路径。

　　再以《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为例，广松涉之所以重新编辑“费尔巴哈”章，其旨趣亦不仅仅限于文献学考证，而是要证明在1845年之前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思想发展中，是恩格斯而非马克思处于主导和引领位置。在广松涉看来，“费尔巴哈”章主要显示为恩格斯的笔迹，这恰恰证明了恩格斯才是创立唯物史观的第一小提琴手。可以说，从思想研究的问题出发，引发相关的文献学研究，再以文献学研究成果带动新的思想研究，日本学界在文献学与思想研究之间，实现了一种良性循环。这是日本学界有能力参与MEGA2编辑团队的又一大助因。

　　综上所述，日本学界之所以能够参与MEGA2编辑团队，无疑是多种因素积累的结果。这对于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文献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也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与20世代六七十年代人才辈出、成果丰硕的研究态势相比，近来的日本马克思学界伴随研究问题意识的淡薄，文献考证一支独秀，较少推出创见性的研究成果，也是不争的事实。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