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组织角度来考察，人类文化的演进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当文化发展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政策的时候，它就不再仅仅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活方式，也不再是单纯的精神生活和艺术创造活动，而是一种具有政治意味的集体行为，是将文化整合于公共管理体系内的国家行为。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千百年来，文化一直具有塑造价值体系、凝聚民族认同、培育社会风习的功能，而晚近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的密切，文化创造力的经济价值又被着力发掘出来，成为文化政策的新职守。因此，文化建设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欧洲文明的独特性：

　　文化多元与文化对话

　　欧洲文明是否存在？学者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法国学者基佐在其1828年所著的《欧洲文明史》中就明确指出：“在欧洲各国的文明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一致性；虽然在时间、地点和环境方面千差万别，但这个文明最初都起源于那些几乎完全相似的事实中，到处都是根据同样的原则向前发展，并几乎到处都会产生相似的结果。因此，存在着一个欧洲文明……”

　　但欧洲文明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原因就在于欧洲文明内部的多元文化成分。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描绘这幅复杂的文化图景。基佐提出近代欧洲文明中，社会组织的一切形式、一切原则都在其中并存着；在欧洲的思想感情方面，神权政治的、君主政治的、贵族政治的和平民政治的信条互相阻挠、斗争、限制和修改。而埃德加·莫兰则从更加宏观的文明发展史角度分析，指出近代欧洲文化是在犹太教、基督教、希腊、拉丁四大体系对抗的爆发中产生的。在犹太教、基督教、希腊、拉丁文化源流对立的同时，开启了从不间断的互相交流融通的对话逻辑。许多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欧洲文化内部的多元成分。如陈衡哲先生早在1927年所撰的《西洋史》中就指出：“中古文化与上古的希腊罗马文化，是西洋近代文化的渊源，但这三种文化的精神，却又各个不同。希腊文化的精神是和谐，罗马文化的精神是秩序，中古文化的精神是出世观念。西洋近代文化的精神，则又是趋近希腊罗马文化的入世观念了。”陈乐明和周弘在他们合著的《欧洲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将“欧洲文明”侧重点放在了“西欧”文明。他们指出：“欧洲虽有希腊、罗马、基督教的共同文化源泉，但是最早进入现代的，是西欧。东欧的发展自古不同于西欧，它的文明处于西欧文明的‘东缘’，兼有斯拉夫和小亚细亚的影响，虽在拜占庭是强盛一时，但越接近近代，与西欧的差距越明显拉大。”

　　但是，正如埃德加·莫兰指出的，欧洲文化的独特性不仅仅由于她曾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人，也不仅仅由于她是孕育了科学和近代理性的希腊思想的继承人。欧洲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其文化一直是在无数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对话中发展，而这些对话之间的影响和作用形成一种漩涡。欧洲文化既产生了这个漩涡又在其中改变着自己。世界上的各大文明，如印度文明、中华文明，都经历了一个形成、融合、发展的阶段，文化对话和文化融合并不是欧洲文明独有的现象。但“欧洲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它内部的对话机制的连续性和活跃性，这一机制中的任何成分都不能粉碎和消灭其他成分，甚至其中任何居于统治地位的成分都不能持久”。也就是说，犹太教、基督教、希腊、拉丁文化遗产在欧洲文化的发展中不仅是相互补充，而且还持续对立，谁也不能将谁完全融合。

　　中世纪基督教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并将之打上基督教会的“封印”。伴随着欧洲大陆的基督教化过程，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基督教会网络便逐渐扩展成为中世纪欧洲的文化组织机制。一切与圣经福音书和基督教教义相对立的说法和做法都被指控为异端学说，遭到无情镇压。但是，从11世纪起，经过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的翻译，基督教思想重新开始从亚里士多德等古代作家著作中吸收养分。基督教思想内部出现了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对话，理性被看作对信仰的必要补充。从11世纪到13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们一直在关于理性、信仰关系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在于界定理性的概念工具的能力和局限。

　　文艺复兴把隐藏在基督教、犹太教、希腊、罗马文化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文化对话趋于多样化，在信仰、理性、怀疑和实证主义之间多方面展开。宗教改革为西方基督教带来了多元化。同一信仰下不同派别的存在成为既成事实，它们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从此打破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一旦失去上帝之本，世俗思想趋于普世化，即为整个宇宙、整个人类、整个社会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然而，所有这些寻找普世原则的尝试，都没有找到任何适用于一切的和没有争议的绝对法则以及不证自明的真理。因此埃德加·莫兰提出，从15世纪起，给充满冲突对立的欧洲文化带来统一性的，正是这种由于失去上帝本源而产生的寻找新基础、新本源的狂热尝试。针对人本问题、世界问题和上帝问题，人本主义、自然论、理性主义、泛神论和无神论各自给出自己的答案。针对这些回答，宗教以翻新的论据进行反击，怀疑主义则不停地挖空新理论的根基。在一连串从危机到危机、从重建到又重建的纷呈交替中，问题之争不断战火重燃，浸染欧洲的各个领域。而欧洲文化的根基就是这种不断推翻、不断重建的问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