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进程，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步伐。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使其对国家治理、社会运行、人民生活的影响范围、影响深度进一步扩大，任何“网络燃点”均存在引发一系列公共危机的潜在可能。由此，网络安全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聚焦的热点议题。

　　近年来，网络安全事件的频发，集中反映了其作为公共危机的实际过程具有如下特质。

　　第一，网络安全事件造成威胁的公共性突出。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升为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革新的同时，也为网络威胁的扩散提供了技术条件，使得网络安全事件横向影响面上的公共性凸显。同时，与影响面上的广泛性相对应的，是网络安全事件纵向影响程度的深刻性。黑客恶意攻击、用户资料泄露、敲诈勒索软件等，导致互联网成为新型公共危机频发的重灾区。

　　第二，网络安全事件的不确定性显著。网络空间容纳着多渠道、多层次的信息加工者和传播者，在网络监管乏力的情况下，信息传播的不确定性骤增，信息失真、恶意篡改等均会导致不可预料的传播效果，甚至引发现实中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同时，信息技术发展演进中的诸多技术漏洞被网络犯罪者所利用，网络入侵的路径、技术多样化，造成网络安全事件技术层面的不确定性突出。此外，信息技术的全球化使得网络互动的范围和层次更为复杂，网络安全事件潜在的风险节点、触发的可能性、链式反应程度等更为模糊，同样加剧了网络安全事件的不确定性。

　　第三，网络运行的即时性加速着网络安全事件的紧急性。网络舆论传播、黑客攻击、数据窃取等均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可以在极短时间内造成舆论井喷、网络瘫痪、资料外泄等公共危机，因而在响应、补救措施方面也要求及时做出关键的决策和行动，消弭谣言四起、公众财产瞬间蒸发、人心惶惶的危机状态。

　　在实践中，针对网络安全事件的有效应对及处理，拓展了公共危机管理知识框架。公共危机管理的实践来源于20世纪中叶，日本及西方国家的灾害管理与民防工作，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背景下逐步形成自身的知识框架，对公共危机类型的划分也随着实践变化和理论积累得以推进，促成了应对“上帝的行为”（自然灾害）与“人为的失误”（人为危机）的初始框架不断得以细化。国内学界有代表性的划分如自然灾害型、利益失衡型、权力异化型、意识冲突型、国际关系型，或区分为社会结构型、生态科技型、体制政策型等。以上分类既有不同维度下的差异性，也有危机形态方面的交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