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AI）技术进入了快速发展通道，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4IR）的核心基石。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人工智能无疑能为社会生产力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引擎。根据埃森哲2017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助力中国经济增长》研究报告，人工智能到2035年能使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从6.3%提速至7.9%。不过，人工智能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增进生产力和民生福祉的同时，会重构几乎所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和行业格局，不可避免地会对就业市场和国民分配格局产生诸多冲击。

　　目前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这里，收入分配包含两个维度：规模性和功能性。规模性收入分配是指收入在不同微观个体间（比如不同技能劳动者、不同家庭）的分配和分布特征，反映了收入不平等，通常以收入差距或者基尼系数来测度。功能性收入分配是指收入在不同要素之间（比如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反映了不同要素主体对增加值的分享比例，通常以劳动收入份额来测度。那么，对于人工智能在生产经营中的广泛应用，谁能从中获益，谁又从中受损呢？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是否相比于资本能分享更高份额的“技术红利”呢？这里将分别从规模性和功能性两个方面，揭示人工智能的收入分配效应。

　　拥有非常规技能的

　　劳动者获益更多

　　人工智能将重塑工作场所的“技能—技术”匹配关系，从而改变不同类型劳动者的技能溢价，导致不同技能者的“工资极化”（wage polarization）。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先进机器和自动化在工作场所的应用对就业岗位的冲击是客观存在的，“技术性失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短期的破坏性影响。不过，先进技术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冲击存在系统性差异，劳动者在人工智能时代获益或者受损，取决于其技能与技术的匹配关系。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的分类标准，现实中的职业通常包括三种不同类型：高技能职业（大量使用非常规的交际和认知能力）、中等技能职业（大量使用常规的动手与认知技能）、低技能职业（大量使用非常规的动手技能）。一方面，按照Autor等人研究，智能化和自动化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会越来越多地替代常规任务，使得中等技能劳动者面临着更大的被替代风险。另一方面，新技术会强化对非常规技能的需求，形成良好互补。毕竟，只有拥有更加良好的协调交互能力以及更具创造性和智慧的技能，才能在工作场所更有效率地执行智能和自动化的工作任务。因而那些拥有非常规技能的劳动者，将从人工智能浪潮中获益更多。在未来，一些“体面”的白领岗位（比如翻译、保险、法律事务等）遭受人工智能的冲击，可能甚于蓝领岗位。其结果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会使得劳动力市场形成“工作极化”（job polarization），进而导致因技能溢价差异而产生“工资极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因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而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极化现象不仅在发达国家很普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日渐凸显。

　　人工智能新技术革命会对劳动力市场现有的工作岗位进行较大规模的“洗牌”，也会在企业内部重塑组织结构和岗位配置。在这一过程中，新技术在摧毁某些传统的常规技能岗位的同时，也强化了非常规技能者的回报，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规模性收入分配格局出现新的变化。工资极化的这种趋势，恰恰说明了那些拥有非常规技能的劳动者在人工智能浪潮中获益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