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现代科技革命在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逐渐异化为一种工具理性，渗入到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各个社会领域并产生着重要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专门针对此现象，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统治论”问题。

　　技术统治论的出场

　　技术统治论这个术语是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系列关于科技进步对社会和政治之影响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出现的。谢尔斯基、弗赖尔、盖伦和马尔库塞等人都曾参与讨论，并得出了技术的自主化及社会发展从属于技术操作的必然性的结论。这些讨论引起了哈贝马斯的关注，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他不仅引用了盖伦等人的技术统治论观点，而且在该书的前言中，他还毫不掩饰地谈到该书的内容就包括针对马尔库塞下述观点的辩论：“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可见，德国学界关于技术统治论的讨论构成了哈贝马斯技术统治论批判的重要理论来源。

　　哈贝马斯指出，虽然政治的科学化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无论如何已是一种发展趋势。他列举了这样一些事实，如国家委托的研究项目的范围和国家机关科学磋商的规模扩大，标志着政治科学化正在发展；现代国家是由中央财政管理同国民经济以及区域性经济的市场交易活动相联系形成的，受过法律教育的官员们同军人掌握的专业知识没有根本区别，即都是在运用技能。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国家的官员、军人和政治家在行使他们的社会职责时，严格按照科学建议来办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才有的现象。他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演变成一个发达工业社会，科学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的发动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科技意识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一种自主性的正当化力量。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已经成了令人担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