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础也最古老的部分,因关乎社会成员生死存亡,始终备受关注。我国古代社会救助更是较早确立了“以人为贵”的“仁本”传统。不同于经由西方理性精神和基督精神发展而来的无差别平等博爱的“人本”主义传统,它较早跳出并超越了西方同一时期的神本说,显示出“以人为贵”、“人救人”的思想光芒,突显了中国轴心文明“超越的突破”,造就了传统中国始终根植于国家责任框架之中的差序格局救助体系。目前,虽然部分学者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救助思想的源流及影响,但由于多以西方现代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相关研究与努力往往表现为对西方社会救助模式的趋近,不利于我国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审视我国社会救助的“仁本”传统,对形成本土社会救助理论与实践体系有一定助益。

　　较早形成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框架

　　依托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社会救助传统较早跳出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救助神本说,形成了以“以人为贵”的中心观念为支点,对“人”本身进行全面反省的社会救助思想。同时,中国社会救助“仁本”传统基于“人为贵”的内省原则,强调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较早形成了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框架,表现出国家主动救助的“人救人”的强烈责任意识,而西方强调国家救助责任则是晚近以来的事情。

　　首先,我国社会救助“仁本”传统强调“人为贵”的理念。《论语·颜渊》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离娄下》提出“仁者爱人”,认为“爱人”是“仁”的必备条件;《礼记·中庸》提出“仁者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在此基础上,提出“人性本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荀子·王制》比之更进一步,直接说,“仁,爱也”,提出人为天下贵的道理。

　　其次,强调“人救人”,而非“神救人”。一是“仁本”救助传统强调与人的主体性匹配的高度的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被提高到与宇宙同体的高度。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基于人内省自律的仁者爱人的“仁爱”社会救助理念,经《论语·雍也》继承并发展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仁民爱物”的乐善好施的优秀民族品质和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它使中国传统士大夫都视兴办民政、造福一方为理所当然之事。二是“仁本”传统基于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较早构建出社会救助的国家(家国)责任框架,“家国同构”被视为实现大同社会理想的社会基础,即大同社会建立在统治者不忍之心上,“济贫救弱”被视为国君和家族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家庭先于国家,国家是家庭、家族、宗族伦理扩大的产物和结果,即孟子所谓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孝道”则稳固了家庭在整个家国救助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差序格局救助理念明显

　　中国救助思想的“仁本”传统以“仁”为主,表现出“亲亲人伦”、“推己及人”的救助理念。它与西方救助传统最大的不同在于,更重视责任和推己及人的差序格局。前文已经谈及其重责任的特征,此处所说的“推己及人”的救助思想特征,显然与西方救助理论基于理性和基督精神,形成的平等博爱的无差别的救助秩序大异其趣。虽然道家“兼爱”思想对此有所丰富,但总体而言,“推己及人”的差序格局相对主流。无论是孔子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抑或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及至“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还是理学学者“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幼,所以幼其幼”的“天下一家”思想,都表现出极强的推己及人的差序格局的社会救助理念。

　　具体而言,它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救助者按照救助“自己人”的原则使救助对象在救助过程中呈现出亲疏远近的图景;二是推己及人的救助格局,造就了某种以血缘、地缘和等级地位为基础的“差序人格”和“差序价值观”。它将个人救助义务仅局限于自身认定的自己人网络之中,容易使将社会救助实践更多地变成一种内在人情关系的合理投资,表现出较强的功利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