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底至1920年初,梁启超赴欧洲游历,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之流弊,逐渐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转而把视线落在复兴东方精神文化上来。

　　梁启超佛学研究的缘起

　　梁启超的佛教研究始于同康有为的交往。他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评价康有为:“先生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彻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梁启超受其老师康有为的影响而开始接触佛教,又在与同学的交流切磋中使自己的佛学造诣更进一步。1986年梁启超与谭嗣同在北京结识,同年谭至南京跟杨文会研习佛学。在南京时,谭嗣同的《仁学》面世,这本著作充分发挥了佛教精进、进取的思想精神,其间他时常往返上海与梁启超探讨佛学义理。谭嗣同把佛学作为经世致用的一种工具,对此,梁启超大为赞同。谭、梁二人都试图通过在佛教教义基础上,糅合儒释观念,形成具备“尽性主义”、“无我”等核心概念的东方人生哲学。1921年,梁启超至东南大学讲学,闲暇间至金陵刻经处跟随欧阳渐学唯识。次年,欧阳渐创办佛学研究机构,其中校勘出版的很多著作在年代和辨伪上都吸取梁启超的观点。

　　以佛学思想分析西方哲学

　　梁启超在《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一文中提到:“佛教传自印度,其根本精神为‘印度的’,自无待言。惟有一义宜郑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浸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这对于佛教之起源与中国佛教的独立性下了一个很好的定论。

　　梁启超在其所著的《自由书·惟心》中指出,当今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客观环境,可以由人们自身来决定,所谓“境由心造”,主张人们通过树立佛学思维与哲学意识,从而走上创造与改变世界的道路。他在书中说:“苟众生迷而曰我独悟,众生苦而曰我独乐,无有是处。譬诸国然,吾既托生此国矣,未有国民愚而我可以独智,国民危而我可以独安,国民悴而我可以独荣者也。知此义者,则虽牺牲藐躬种种之利益以为国家,其必不辞矣。”以此为基础,梁启超构建起他的“东方人生哲学”。

　　梁氏还以佛学思想分析西方哲学。他引入西方的哲学概念,大胆比较考量中西哲学思想之优劣。在中西哲学的视域中,康德、斯宾塞、笛卡尔、马赫等的哲学思想都是梁启超的理论来源。他把佛学与斯宾塞的实体不可知论对比,认为“中国之哲学,多属于人事上、国家上,而于天地万物原理之学,究穷之者,盖少焉。英儒斯宾塞,尝分哲学为可思议、不可思议之二种,若中国先秦之哲学,则毗其可思议者,而乏于其不可思议者也。自佛学入震旦,与之相备,然后中国哲学乃放一异彩”。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中指出:“‘康德哲学,大近佛学。’‘其言空理也:似释伽’,特别是他‘从事于内’,‘直搜讨智慧之本原,穷其性质及其作用’的理性思辨和‘佛氏穷一切理’的唯识之义互相印证。”在谈到“智慧”,即先验的认识能力的作用时,梁启超分外物为现象和本相二种,他认为现象是与“六根”相接者,而本相则在我们的“所触所受之外”,“本相吾具知之,无有是处?”这显然是佛化了的康德不可知论。梁启超在《大毗婆沙》指出,“所谓慧者,对于宇宙万有之自相共相,能安立之(规定)。能分別之(分析),然后能涤邪见而契真理焉,即此认识论之作用也。慧不惟与意识相应,且与前五识相应,此经验论之所以可废也。质言之则《婆沙论》盖绝对的主知主义自发主义,而与大众部诸派的主情意的重信仰的,其立脚点显然不同也”。这一分析从根本上表明了他的“先验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其显然是为其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找寻心理上和认识上的依据。这不仅是从佛经中摘取一宗思辨素材,而且由此可以看到康德“先验知性论”的痕迹。

　　佛教史与经典研究

　　除了关于佛教义理的探讨,梁启超的研究领域还包括中印佛教史。他的佛学著作如《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之初输入》《印度佛教概观》《佛教与西域》等所谈论的问题涉及佛教在印度的产生年代;佛教经典的集结与原始佛教的教义;印度境内佛教的分支流派;中印交通;佛教东渐的路线;西域来华的译僧与西行求法的僧人;佛教输入中国的年代和路线等。

　　佛经也是梁启超的研究重点,其成果影响最广泛的,一是认为佛经由其弟子在佛灭后五百年追述而成;二是佛经分公开集结与私人著作;三是明确了佛经流通的单行本与丛书两种形式;四是确定了佛经从记诵到写本的年代判断。另外,梁氏认为《阿含经》在研究佛教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真欲治佛学者,宜有事于《阿含》。”这主要因为《阿含》是早期原始经典,更能反映真实的佛语,语录体能更好反映佛陀的现实人格。

　　当然,梁氏在他的佛学研究中也存在错漏,正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到的:“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对照他的《佛教研究十八篇》,不难发现梁启超的佛学研究确有这类现象。如梁启超认为“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但无论是从历史记载,还是从近世的考古发现来看,梁启超的这一论断都是失当的。佛教最初是从陆路传入中国的,而不是海路,最初的传入地是北方,而不是南方。

　　梁启超佛学研究集中于1920年至1925年的六年间,自1925年以后,他又转向文学及其他,很少再涉足这一领域。由于研究时间的不足,梁启超对小乘的经典和教理研究较多,而对大乘研究较少;对中国佛教史传研究较多,而对中国佛教论著注疏研究较少。因而对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发展轨迹的论述,从总体上较为粗糙。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