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自宋始，逐渐取代五经成为显学，并形塑此后八百余年的学术格局和经学形态，尤其是成为宋明理学分支之一的关学赖以建构的经典来源。众所周知，关学乃由北宋张载始创，以其在思想上推崇气学、在学风上躬行礼教、在旨趣上注重践履、在学脉上条贯秩然而享誉学界，并在与思想史上不同学派融通交流中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理学学派。《宋史》称张载之学“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明代王夫之称其学“《论》《孟》之要归也”，以此可见四书在张载学术建构中的地位，门人后学秉承张载遗志，会通各大学术流派，针对四书注经解经，形成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和新见纷呈的“四书学”诠释体系，但关学“四书学”的研究则几近空白。

　　“四书学”由朱熹定型，但早在其之前，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学者就已经在为推动“四书”的升格、阐释“四书”的思想而努力，张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张载标举“四书”，他反复指出：“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可见张载对四书的重视和推崇，以至于部分学人将张载定位为宋代最早将四书并提的学者。不唯如此，张载亦用数年之功注有《论语说》《孟子说》《大学说》和《中庸说》（后两者合见《礼记说》），是书摆落汉唐注疏，试以“心解”之法，直求经书义理，成为北宋义理注解四书的典范之作。张载早逝，门人四散，唯有弟子吕大临有较为全面的四书解经之作遗留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张载及吕大临尚未将《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单独列出，更未将四书统合起来，故而我们可将此阶段定位为关学“四书学”的酝酿与草创阶段，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义理解四书，推进四书的融会贯通，从而为此后“四书学”，尤其是关学“四书学”的建构提供思想源泉和诠释蓝本，后世朱熹以及关学后学对张载、吕大临之经书多有引用和评鉴便是明证。

　　两宋之际，关中地区一直处在金宋对峙的前线，动乱的政治环境以及南宋、金代的“苏学盛于北，洛学盛于南”的学术格局，使得原就凋零的关学更趋衰微，学统几近断绝。有为的关学学者主要有李复、杨君美、杨奂、萧维斗、同恕等，他们在战乱频仍的关中地区维系学统已属不易，更遑论有系统的“四书学”著作，而多是对四书中只言片语、经典名句进行阐述和解读。

　　在元代统一南北后，政治上虽“南并于北”，但学术则呈现出“北并于南”的特征，亦即程朱理学主导学术格局，“倡明理学，阐述精要”成为一时风尚。这概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在元代悬为科甲功令息息相关，关学学者自不能外此大势。总体而言，此阶段的关学四书学虽然维系学脉之功多于建构四书体系，探究程朱理学多于关注关学本身，但却在更为宽广的层面上推动关学与其他学派的融汇交流，充实和拓展了关学“四书学”的视域和内容。

　　关学在经历南宋金元的低迷之后，在明代开始逐渐走向复兴，呈现出大师辈出、学派纷呈、多元发展的面貌，尤其是“四书学”的研究亦迎来勃勃生机，形成一大批“四书学”经解著作：王承裕的《五经四书意见》、马理的《四书注疏》、吕柟的《四书因问》、杨爵的《中庸解》、单允昌的《中庸说》、寇慎的《四书酌言》、冯从吾的《读四书》、王徵的《学庸书解》等；另有部分学者在其文集中有大量的对四书重要篇章的解读，如王恕的《石渠意见》、张舜典的《鸡山语要》、薛敬之的《思庵野录》等。这些“四书学”著作既有羽翼朱熹的，亦有回护阳明心学的，更有融会张载关学与理学、心学的，还有如王徵积极吸收西学的。这些“四书学”著作一方面在解经体例、诠释风格等方面，深化了“四书学”的发展，使得“四书学”在更多的方向上推扩出去，另一方面也借重四书推进关学与其他学派的融通和交流，既深化了关学自身的发展，亦影响其他学术流派的建构。尤其是，明代关学学派的“四书学”少有“自明以来讲四书者多为时文而设”的揣摩举业之作。这实际上也是明代关学“四书学”始终恪守关学注重践履，务实求进学风的体现，更是明代关学“四书学”作为地域学派独特性的展现。

　　清代是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关学四书经解著作最为繁多的一代，主要有李二曲的《四书反身录》、李士瑸的《四书要谛》、康吕赐的《读四书日录》、王心敬的《江汉书院讲义》、李修的《补薛存斋四书说蕴》、王吉相的《四书心解》、贺瑞麟的《四书偶记》、孙景烈的《四书讲义》、杨树椿的《四书随笔》、刘绍攽的《四书凝道录》等二十余部著作。这些著作体例丰富，涵盖答问体、注疏体、讲义体、笔记体等多种形式；特质多样，有推崇程朱理学的，亦有服膺阳明心学的，更有接纳维新思想的，但却少受乾嘉汉学的影响，并不注重训诂考证，而是继续保持以义理解经的学派风格，故亦难免陷入脱离文本、肆意解经的窠臼。至清末民初，以刘古愚和牛兆濂等为代表的学者则终结传统意义上的关学。与康有为并称为“南康北刘”的关学学者刘古愚提倡新学，推动关学近代转型，可从其以新学注解的《大学古义》《论语时习录》《孟子性善备万物图说》等得到明确印证。而被称为“关学最后一位大儒”的牛兆濂，其《四书》单经著作中则仍然包含着精微的理学思想。概而言之，清代的关学“四书学”呈现出著作繁盛、注重会通、倡兴关学的特质。

　　关学“四书学”八百余年的建构历程表明，关学“四书学”在不同的时代发展不均，特质迥异，但始终坚持张载的治经风格，以会通诸派、务实求理注释四书，或显或隐地承传和弘扬张载关学，一方面形成特质鲜明的地域学派的“四书学”，另一方面亦影响和形塑着中国“四书学”的格局和面貌。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