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到北京大学“邓广铭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邀请函开始，我的思绪就再次聚焦邓先生，深感太老师给予我这个再传弟子的教益恩泽是那么丰富而珍贵。在5月20日纪念会上，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简单讲述了与先生交往的几个方面。现在系统梳理成文，奉献给恭三先生和诸位读者。

　　1982年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本科三年级时，决定报考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教授漆侠先生（邓广铭先生第一个研究生）的硕士研究生，就向漆先生写信，希望先生给我推荐几本参考书。漆先生回信推荐了三部参考书：一是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宋辽金部分是邓广铭先生撰写），二是邓先生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三是漆先生自己的《王安石变法》。1983年我考上研究生、1986年毕业留在漆先生身边工作后，时常聆听漆先生说起邓先生的方方面面，有些是关于学术与学界，令人深受启发；有些是关于生活与交往，不乏趣闻轶事。其中，漆先生说：“你们注意体会邓先生的一个历史研究方法：依次研究南宋的陈亮、辛弃疾、韩世忠、岳飞，都属于抗战派。这样做的好处是，搜集、思考一个人的史料，可以同时搜集、思考另外一个或几个人的史料，事半功倍。”漆先生给我们研究生讲授“宋史专题”课时，逐字逐句地讲解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熙丰新法条文、《宋史·职官志》总叙部分（与《文献通考》相关部分对读）、《挥麈录·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等。漆先生特别强调说：“邓先生就是这样给我们上课，这样训练我们。”1984年我作为二年级硕士生旁听在杭州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宋史年会，见到仰慕已久的邓广铭先生，真是惊喜万分，肃然起敬。在参观杭州西子湖畔的岳飞庙时，看到邓先生题写的“气壮山河”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心里被岳飞、被邓先生的浩然正气强烈震撼，至今历历在目。1987年在石家庄参加第四届宋史年会，又一次见到邓先生，并且与几位老师一起陪同邓先生去正定县参观考察隆兴寺等，感觉邓先生既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学术领袖，又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和蔼长者。

　　1989年5月，邓广铭先生、张政烺先生、何兹全先生、胡如雷先生、王曾瑜先生等光临河北大学，现场考察、评审漆侠先生的教学成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史、执教、育人》，对漆侠先生——也是邓先生、张先生自己的大弟子的教学方法和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不久，这项教学成果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邓先生、漆先生共同主编的《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和《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两本著作的初编及其他联络等琐事是我负责，其间便有了更多与先生交往的机会。邓先生治学严谨，对弟子要求较为严格。1991年夏天在北京盛唐饭店，邓先生和漆先生共同主持国际宋史研讨会，学术讨论时，邓先生一针见血、斩钉截铁地说：“北宋初的文官都是见风使舵之徒，都是‘小冯道’。”同年，在开封市召开的宋史年会的闭幕式上，漆侠先生说：“我跟随邓先生读研究生时，误把苏子瞻写成了苏子赡，邓先生当着别人的面批评了我。我当时甚感羞愧，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现在提起这件事，就是想说明邓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们这些学生是在邓先生的长期严厉督促下慢慢成长起来的。”李宝柱先生也曾提起：“邓先生帮我修改一篇论文，修改了无数遍。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邓先生说：‘我如果对每一个学生的论文都这样修改，我也受不了。但是，你这样反复修改，就学会了写文章，你以后就会写一切文章。’”言语间充满对先生的感激和敬仰之情。

　　能够多次目睹邓先生的大师风采、多次聆听他卓尔不群的高见宏论、多次聆听他的同事和弟子们讲述他的感人事迹，是我的莫大荣幸，使我获益良多。邓先生的著作、后人的回忆和总结，我大都认真拜读过。根据我的初步学习体悟，邓广铭先生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概括起来可谓有“三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