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是清代诗歌发展的重镇,从清初开一时风气之先的顾炎武,引领诗坛风骚的钱谦益、吴伟业,再至格调派首领沈德潜,最后到南社发起人柳亚子、陈去病、高旭,无不为江苏诗人,足见江苏诗人在清代诗歌发展中所起之作用。清代四大诗学流派,就地域而言,四分之三亦与江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严迪昌《清诗史》考证,标举神韵的王士禛便是通过在扬州五年期间,与淮扬遗逸的交融及钱谦益、吴伟业,特别是前者的嘉许,而一步步确立全国诗坛领袖地位的。性灵派的袁枚历任江苏各地如溧水、江浦、沭阳、江宁县令,最后筑“随园”于南京小仓山,优游其中。沈德潜更是在苏州吴文化圈的陶冶中完成自己诗学理论的储备与阐释。

　　迨至晚清,诗歌发展在末世的硝烟战火中迎来最后的辉煌,使得道咸之后的晚清诗坛成为“清诗之有面目可识者”。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认为,江苏“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江苏地区因着地域、时代的特殊际遇而颇具代表性,能够透视全国诗歌在清末发展演变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清代诗学和地域文学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时代助力道咸时期的现实主义回归

　　乾嘉以后,整个诗坛趋于岑寂,诗歌创作陷入低迷,“格调”、“性灵”末流尽显空疏滑易之弊。潘德舆提出“质实”,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关注现世,立足于经世致用的主张,摆脱汉宋之学的束缚,把眼光转向迫切需要研究的现实社会问题上来,“为诗风的回归现实作了理论准备”。

　　道咸时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事的爆发将中国社会带入了空前动荡的时代,江苏成为两次战争的主要战场,遭受的破坏和打击尤大。实际上,鸦片战争对当时全国诗坛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江苏诗人多亲历了战争,记录此次战争的诗篇便显得格外珍贵一些。贝青乔因其亲历军中,有大量反映战事的诗篇,《咄咄吟》120首即为最好例证。文学的发展和时代紧紧相连,受战争影响,诗歌创作转向反映社会现实,一改乾嘉时期浮靡的诗风。诗歌宗尚方面,遭际的相似让此际诗人多以杜甫为宗主对象,自然传承杜甫式的以诗证史的特征。时局的动荡,促使此时的士人力图通过回归儒家的诗教传统,以达到安定世风、规范诗风的目的。同时倡导诗歌当抒发真性情,他们自觉承担起文学发展过程中时代赋予诗学的任务,顺应并促成了道咸诗坛现实主义回归的总趋势。

　　太平天国运动较之前的鸦片战争给士人带来的心灵震荡更为强烈,在儒家学说浸润中成长的知识分子因阶级立场的不同,对这场农民起义充满了敌对和仇视,尤其在家园被毁后痛苦达到了极致。像金和、江湜、王韬等诗人多为战争的亲历者与受害者,因而诗人笔下记录的大多是太平天国战乱给他们带来的创伤。不同于纪实的客观性,他们的主观情感远大于客观叙述,也更加关注自身心绪的书写,诗篇中记述的多为因战乱而逃亡流离异乡的遭际,抒发愁苦、悲愤的心情。

　　总体而言,道咸时期诗歌内容以忧国家民生之艰、述一己之不遇为两大主旋律。诗歌创作体现了时代发展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诗歌中对表达真性情的要求愈加强烈。“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到乱离真”,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打破了乾嘉时期的沉闷。诗歌创作所体现出的诗史精神、回归诗教传统、崇尚真诗,是自清初确立的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的延续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