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比较的方法观照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范式的同时,冯契对中国哲学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信,自觉地将中国近代哲学纳入世界哲学的视域,并认为中国哲学家应该积极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

　　冯契先生在哲学史的书写方法上有着自觉的理论意识,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自觉地贯彻黑格尔所言的“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进而以粗线条描绘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合乎逻辑地发展的轨迹”。较之于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冯契先生在近代哲学史的书写范式上表现出了不同的内在理路。他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第一次正面回答了“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具有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自信意识。

　　“革命”语境

　　在冯契那里,“革命”语境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哲学之争。质言之,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主要对象有两个: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冯契认为,“哲学的近代化就是对经学的否定”;就西方近代哲学而言,在冯契看来,西方哲学流派对中国近代哲学影响最大的要数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除此之外,较有影响的哲学思潮还有实证论的思潮与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冯契认为既要重视外来哲学理论的积极贡献,也应对其作具体的历史分析。

　　依冯契所见,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所达到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包括和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从而完成了一个发展的圆圈”,具体而言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中国近代哲学演变的主要线索(表现为历史观和认识论两个领域的哲学论争),后来演变为“心物之辩”,而马克思主义者最终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作了科学的回答。

　　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

　　在中国近代哲学的视域中,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便指向“中西”之争,具体表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体”的争论。冯契认为,虽然“古今中西”之争的内涵不断丰富,但不管如何变化,它始终是整个中国近代哲学的核心论域。

　　从哲学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来考察中国近代哲学,中西比较的视域具体表现为冯契所言的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横向联系”。即将中国哲学置于世界哲学思潮之中,看西方近现代哲学如何影响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形成。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之道进行解构;另一方面是对西方近现代哲学进行重构。伴随着“天命”的没落,“公理”便取代“天理”登上中国近代哲学的舞台。“强权即公理”迫使中国近代思想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传统。同样,对于西学,也必须既汲取其菁华,又批判地反思。

　　冯契从构思《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时,便有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在给邓艾民的信中,他写道:“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我把它看作是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合流过程,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相结合。”美国汉学家墨子刻在《象牙塔与大理石城堡》一书中将冯契视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的确如此,冯契在写作中国近代哲学史时,尤其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以比较的方法观照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范式的同时,冯契对中国哲学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信,自觉地将中国近代哲学纳入世界哲学的视域,并认为中国哲学家应该积极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他高度赞誉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成果,认为由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中西哲学、中西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汇合了,预示着中国哲学将成为统一的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