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此论多为历代学者共识。《书》释天道政理，兴废存亡；引导修齐治平，立德立言立功；实为治政之宏规，稽古之先务，修身之典则。故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解之为史鉴，援之以赞治，释之为训诫，授之为教化，引之以立论。当下，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书》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作为经典，《尚书》总结的治政经验、历史规律和思想观念，具有时代超越性和真理延续性，其当代价值日益彰显。

　　汲取古老的政治智慧

　　探求中国特色的治政理念

　　《尚书》为“政书”之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荀子《劝学篇》明言“政事之纪也”。《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历朝历代的政治领袖们都十分重视阅读和研究《尚书》。

　　梳理比对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形态的诸种文化因子，可以破解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仅华夏文明一枝独秀，生生不息。远古的黄河流域孕育的文化形态具有独一无二的区别性特征，这就是具有最为悠久独特、最具生命力的文献传统。这一传统最早的文献性质是政书，也就是《书大序》“所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自此，伏羲、神农和黄帝有“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有“五典”，“言常道也”。

　　历代皆有传世政典。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在《多士》中就指出“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书》学文献总结上古坟典的政治智慧，用圣君贤相的嘉谟善政确立了“先王政治”，建立了传统中国较为系统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而在后世形成绵延不绝的“政统秩序”；用以德范位的道德诉求直接规约君王的思想言行和士民的家国情怀，塑造民族的精神世界，进而形成历久弥新的“道统观点”。《尚书》引出千年的“王道”、“霸道”历史哲学之争，成为历代士人对现实政治的价值规范。《尚书》中的圣贤形象成为民族的“人格理想”，确立了民族的价值标准。《尚书》这一切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从政、理政和治政的理念、策略和方法，是适应中国文化特点、区域特征以及民众心理的共同基因，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尚书》的文献传统及阐释传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以文献坚守历史，以阐释适应时代，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因子得以保存，历史发展环环相扣，文化传承绵绵不绝，原典成为文化标识，诠释成为时代象征，原典与诠释的融合成为民族和谐、文化认同、与时俱进的强大动力。因此，从哲学高度看，《尚书》中呈现的虽是王朝时代的大经大法，但其超越时代的“道”却是任何时代治政理国的金科玉律。

　　揭示华夏文明始创论述

　　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认为“经惟《尚书》最尊”。《尚书》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经典，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以前的原始文化形态。《尚书》于传统文化诸元素之始创性论述最为广泛丰富，是华夏文明一些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如《尚书》开篇的《尧典》首节就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舜典》提出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术语“诗言志”，揭示诗的本质特征；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

　　《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的虞廷“十六字诀”，是构建宋明理学庞大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阳明心学的真正源头。历代对《尚书》一些特定篇目和类型的系统研究不仅形成了新的学术体系，例如《禹贡》学、《洪范》学，还形成一些新的文化观念和学术见解。《洪范》“五行”对于民族宇宙观和认识论之建构，“九畴”对于国家法权制度的建立；《禹贡》行政区域界划标准的设计对中国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之影响，九州的假想设定对国家认同以及“大一统”观念的确立；《吕刑》对中国法律思想之建设；典、谟、训、诰、誓、命等对中国文体学之形成。科举时代，《尚书》作为科考重要内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选拔与社会主流意识构建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