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的研究以“中国文学史”这个学科名称出现，是在20世纪初，但最终成为一门现代的学问，则要到20世纪30年代了。这个学科的基本架构乃是“西化”的结果，其研究范式基本上采用了“西方视野”及其“问题方式”。当我们在描述《左传》《史记》的文学特点时，使用的往往是研究小说的套路，这对于传统文章学最为重视的史学文献来说，极为不妥。

　　在“西化”的问题视野下，古典文学研究采取了一种“剥离式”的研究，即从整体的、连续的古代文明中，剥离出符合literature标准的“文学”各要素，然后重构这些被剥离出的“碎片”，形成连续性的文学问题和文学史。基于“剥离式”问题的方式，前贤更多地采取了纵向研究。由此，古典文学研究整体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具有历史感的线性研究。这与其问题方式的概念先行有关。因为需要首先界定什么是“文学”，哪些是好的作品，所以在材料的选择上，必然会以“文学”和“作品”为中心，挑拣并分离出不同时段的文学材料。那么，发现不同时段文学材料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必然选择。当然，这种思路也有历代的诗文评作为传统资源。诗文评恰恰也是剥离式的思路，二者合拍，故与诗文评一致的“品鉴”思维也自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内在问题方式之一。这是“预设问题的研究”，而非“发现问题的研究”。因此，20世纪以来的主流古典文学研究，本质上是对本土文化的“选择性解释”。

　　这种问题方式很容易造成以下结果：问题的简单化处理以及分析手段的匮乏。以“文学与经学”研究为例，当下的研究更多的是摘取某一时段内的文学材料和经学材料，分头陈述，从文献记载、文本细部寻找关联，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而一旦涉及经学问题，其研究深度又往往不及专业治经学者，更多的是采用经学史的“成说”或“常识”为基础，是相对浅层的经学研究。同时，因为经学材料和文学材料是从传世文献中剥离出来的，材料自我设限，所以二者的关联往往仅仅是人所共知、易知的那些方面，很少有学者能够有效地建立文学与经学的真正关联，更少有学者反思二者到底有无实质关联，这是分析手段匮乏的表现。有的研究，甚至一看题目就可大体预知结论。当然，上述情况并非学者学养问题，更多的是受到整个学科问题方式“规范”的结果。我们习惯于按照“古典文学的方式”思考，习惯于“以作品为中心”，习惯于分享阅读经验和品鉴，习惯于简单的“关系研究”，习惯于分析各种技巧而非文化生态。上述种种问题，是这个学科自成熟之日起就留存下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