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的勃兴，从根本上说，导源于社会需求的有力拉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面临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越来越复杂化、综合化。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许多工程技术问题，例如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极端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的研制和使用，自然科学（包含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的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独立解决。基于这一认识，各工业化国家都根据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相应的科学技术政策，资助跨学科研究，或者定期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发布跨学科研究的社会需求，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配置科研资源，促进了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由此，政府作为社会的代理人扮演了一个拉动者的角色，使得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获得了来自科学技术系统之外的社会驱动力。

　　另外，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复杂性和综合性程度上有增无减，这些问题既包括地域性的，如中国的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城市化等问题，也包括全球性的，如资源的利用和替代、生态的保护和治理、贫富差距的调节和控制等。解决这些问题既要依靠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但又不可能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边界内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案。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人和人的社会活动。人的能动的、有目的的社会性实践活动必须同时遵循自然原则和价值原则，前者要求实践的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这涉及自然科学和技术；后者要求实践的结果必须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这又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在过去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沿着各自的轨道相对独立地发展，彼此之间少有沟通，以至于这两大知识板块出现了分裂甚至相互鄙薄的局面。1959年，英国学者C. P. 斯诺指出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长期以来的对立状态。斯诺认为，两种文化的对立局面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涉及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的综合性社会问题难以得到彻底解决。“斯诺命题”的提出，开辟了一个将科学、技术和社会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新领域。

　　跨学科研究植根于人与自然、社会的内在联系

　　基于人与自然界、社会的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然会突破这两大知识板块的边界，出现远缘跨学科研究。例如，传统的生态学是从生物学中分化出来、研究动植物群落与其生长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学科。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问题在20世纪中叶已经累积到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程度，生态学便逐渐将人以及人的社会性活动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进一步转向以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为中心的社会生态研究，将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由此形成了以现代生态学为理论基础，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为主要目标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前沿研究。社会生态学这门交叉学科，包括从实践层面的社会生态工程到思辨层面的社会生态哲学的一系列研究领域，使现代生态学成为联结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纽带。事实上，起纽带作用的远远不止社会生态学这门学科。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不断发展，自然科学内部、自然科学与技术之间以及自然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不同学科必然会走向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