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西方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学界给予了热烈回应并积极践行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实践，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效。纵观既有研究成果，对西方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译介阐释并以此观照分析中国女性文学的成果较多，但取比较视域研究中西性别理论与文学异同，进而探究中国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的成果则相形见绌。当下，“借西论中”、“借西构体”仍是多数女性文学批评学者选择的批评范式与批评路径。

　　事实上，虽然中西女性的“第二性”（西蒙·波伏娃）生存具有本质的一致性，但由于中西方社会历史生存状况、政治结构形态、文化构型等差异，由此形成的中西女性“第二性”生存及其文化表现也存在明显差异。基于西方历史与现实状况而形成、体现着西方文化印记的西方性别理论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并不完全适应中国，对于前者的借用、套用甚至误用，将造成并且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原创性建构的漠视与削弱。对此，有必要在双向阐发与异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对中西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形象的差异性进行追问，在比较中认清中国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特色，进而达至与西方此领域的平等交流与对话。

　　“第二性”宿命的生成之路不同

　　西方女性“第二性”宿命履践的是一条由政治而伦理的历史生成之路，而中国女性的“第二性”宿命则履践一条由伦理到政治的历史生成之路。中西女性生存的历史文化语境是导致中西女性相同的“第二性”生存命运、不同的生存表现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是导致中西性别理论乃至女性文学批评各具特色的重要原因。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期”，滥觞于此的中西女性文化就有了根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