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估城市空间的可沟通性方面，对评估指标和方法的选择反映了评估者对城市空间、传播技术和市民沟通实践的理论判断。数字网络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城市沟通的基本逻辑和节奏，为推动城市可沟通性评估“与时俱进”，本文将探讨网络时代城市空间最显著的若干特点如何影响“可沟通性”量化评估。

　　从强调“可及性”到关注“穿梭游走”顺畅度

　　在网络环境中，数字技术取代了自然条件和市政设施成为制造城市空间最主要的手段。技术应用与城市原有的市政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广场、公园、车站等）结合后创造出全新的空间形态。但技术本身（包括实体市政设施和虚拟网络）只提供了交流的可能，城市可沟通性的水平最终仍取决于人与媒介通过沟通实践达成的适应和融合。故此，像“智慧城市”或“数码城市”评估那样过于强调空间（技术）的可及性，遮蔽了可沟通性的本质。

　　特定社会文化中，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如何通过市民日常的传播实践彼此适应、相互勾连才是问题关键。所以评估城市“可沟通性”时固然要考察传播网络的可及性（如无线网络覆盖率、手机拥有率或政务电子化程度等），更需通过内容分析或实地观察了解物理空间与信息网络结合的方式与程度（如物联网应用、城市各种应急系统与其他信息网络联动等）。个人在数字媒介与实体设施构成的城市空间“穿梭游走”的顺畅程度和主观感受，也构成了评估的重要维度。

　　城市空间的灵活程度受到重视

　　数字技术创造出各种新的城市空间形态。城市空间的性质与身处其中的沟通体验，日益成为人与媒介技术协商适应的结果。城市中既有的实体市政设施大多被缩减为供人重建和颠覆的松散框架。很多时候城市空间成了“百变魔方”而非固定专门用途的工具，空间的灵活程度成了城市可沟通性的重要指标。公民参与空间生产的积极性和不同空间可变性的差异，也越来越具有深远的政治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