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与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字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有限而宝贵的资源，不能同量同质地平均分配，而应与网络凝聚群相适应，重点对网络意见领袖进行网络吸纳，并通过网络意见领袖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向各节点传播，从而以最低成本实现数字协商民主。

　　互联网时代把人类社会带入了以“PB”（1PB=1024TB）为单位的大数据时代。在大数据时代下，民意形态悄然发生了以下三重变迁。

　　民意测量：从样本转向总体

　　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对每个个体独特历史价值的认识，构成协商民主最基本的理论渊源。正是基于协商民主的纽带，微观个体才得以平等地融入政治系统与政府治理流程。细微的利益诉求和意志表达，通过协商民主场域无时无刻的讨论、互动等输出为民主的政治选择与科学的公共政策。在工业时代的民主协商中，原子化的分散公民个体直接面对权力机器，并等待着权力有选择地抽取而进入协商场域。而在大数据时代下，网络悄然赋予普罗大众一种特殊的“解构”工具，原子化个体可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联合起来，发出日益响亮的声音。

　　对于如何获取民意，小数据时代基于调查小数据的量化统计分析方法，曾具有数据调查与数据分析的显著优势，往往采取抽样方式，以最少样本数据获得最多民意信息。但是，在大数据时代，样本=总体。因为调查数据的优势逐渐丧失，大数据分析不再满足于基于抽样的民意调查。而相比于小样本数据，大数据具有巨大的数据选择空间，可以多维度、多视角地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是信息网络记录和量化的数据，并能更为真实地体现民意，因为它不是来源于数据收集，而是忠实于数据记录。数据记录主要存在三种来源：互联网、社交网络、传感器。大数据的自动记录将碎片化民意信息综合化，形成系统、综合化、动态、可视化的整体民意信息，从而为更民主、更科学的决策奠定了更为坚实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