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当前史学创新的“生长点”，社会史不失为最具活力、最富生机的领域之一。这不仅有赖于史学观念的“民间转向”，同时也离不开对民间历史文献循序渐进的探索。实际上，经由傅衣凌、梁方仲等老一辈学者的推动，自20世纪伊始，诸如契约文书、族谱、碑刻等民间历史文献已然被纳入研究或典藏的范围。多年来，学界对于民间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解读未曾停歇，努力使之成为“丰盈”史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从功能入手判别“民间”属性

　　提起民间历史文献，族谱、家谱、碑刻、墓志铭、契约文书、诉讼文书、乡规民约、账本、书信等，都是人们较熟悉的形式。按常规理解，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形成和使用的文献即具有“民间”属性。然而，在学者看来，这种判断略显简薄。

　　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振满认为，应多层次理解民间历史文献的含义。第一层含义（即狭义理解）是在民间形成和使用；第二层含义是在民间使用，却并非由民间创造；第三层含义是在民间创造，但未必在民间使用。“比方说，在民间发现的科举教材，虽然并不出自民间，但却在民间广泛使用，因此也属于民间历史文献的范畴。再比如，皇家使用的食谱、药方之类，可能来自民间，因此也算是民间历史文献。”

　　此外，民间历史文献的“一体双面”情况值得关注。诸如民间契约等历史文献，起初确为处理百姓日常生活而产生；而当它们被官方使用时，便成了官方文书。因此，对文献“民间”属性的判定，还要结合其使用意图，是关乎百姓生活还是涉及国家事务。

　　可见，对民间历史文献的甄别不能局限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一标准。郑振满认为，要准确理解其内涵，需从百姓日常生活的情景和脉络出发。判断的关键在于文献的功能，以及它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