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亚太再平衡”亦是美巩固全球霸权的亚太地区战略，但是历史上不平衡的结果是否还会重演？那些美国曾经的对华外交道义层面的信誉差评是否还会逆袭？这些都还是问题。

　　抗战后期，随着日军逐渐走向覆灭，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调整，美国与中共军事关系随之发生逆转。在蒋介石的外交压力下，罗斯福于1944年10月召回了主张援助中共的美军在华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之后，美国对中共的态度在接任的赫尔利导演下进一步恶化。就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走向，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曾简要指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其中有三个关键时刻。在第一个关键时刻（1931年），美国站在错误的一边；在第二个关键时刻（1941年），美国站在正确的一边；在最后一个关键时刻（1945年），美国又转向错误的一边。第一次的过错主要是由于孤立主义，最后一次的过错是由于名义上的国际主义而实际上的霸权主义。”

　　1945年7月起，中共停止向美军观察组提供机密性情报，对到前方各地区活动的观察组成员，也做出相应的限制。1947年3月11日，美军观察组在胡宗南向延安进行轰炸的前一天撤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美军因美国在“最后一个关键时刻”转向错误的一边而走向了敌对。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彻底破裂。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折射着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各方权力的角逐、博弈、观望和选择。 

　　“最后一个关键时刻”

　　转向错误的一边

　　美国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合作者转而成为一个国共两党的“协调者”，并最终从一个失败的“协调者”走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反面——美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并历经扶蒋限共、扶蒋反共、扶蒋溶共三个阶段。

　　扶蒋限共。1944年11月7日，来到延安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带来一份作为“协议的基础”的“由他起草并得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同意的”文件。文件并没有提到成立联合政府的事，但却做出规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等。这事实上是将共产党领导军队的控制权取消，从而保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当然不能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经过3天的谈判，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双方同意达成5点协定。其中第二点是：“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第四点是：“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11月10日，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在这份协议草案上签了字。但在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这5点协议完全被蒋介石推翻。赫尔利背信弃义地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此举使他再难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扶蒋反共。1945年2月，赫尔利返回华盛顿。驻华大使馆全体政治官员和在华美军的代理指挥员从重庆发出电报，提请罗斯福审度对华政策并重新做出安排。但在国务院及国防部进行讨论后，罗斯福以支持赫尔利的意见结束了这场争论。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准确地预见了之后包含中美军事关系在内的中美关系，而历史学家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扶蒋溶共。1945年12月25日，马歇尔代表赫尔利赴华担负调停任务。马歇尔调停的目的在于通过“和谈”，“让中共在一个立宪政府中参与政治和军事领导，取得像西欧共产党那样的地位”，实质上是奉行“扶蒋溶共”的对华政策。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公报中主张中国必须停止内战。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两党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但国民党当局却根本没有实行协定的诚意，破坏之举接连发生，尤以发生在1946年2月10日的重庆较场口事件最为严重。3月1—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对共产党的过分“让步”，并强调五权宪法绝不容有所违背，从而推翻了此前政协已经达成的协议。而此时，离全面内战爆发只有三个多月，中共中央不能不对此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