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单纯意识形态偏好支配的传统研究路径的衰弱以及以客观历史性为导向的学术化研究趋向的增强，当代西方毛泽东研究也自然地从“一元中心论”发生了偏转，即由以毛泽东替代中国研究转向毛泽东时代中国历史、现实的研究。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以及“冷战”状态的部分质变，上世纪末西方毛泽东研究不断强化了从“意识形态辩论”向“学术理路分析”转变的新趋向，催生了若干新的问题与研究趋向。其中，呈现出从“一元中心”向“多角边缘”的积极扩散。

　　纵观以往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叙事逻辑及其基本路径，明显呈现出“一元中心论”倾向。这里所谓的“中心”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方面，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毛泽东本人，“毛泽东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研究”的代名词。之所以产生这种“替代性”效应，一是由于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使得其主体性生命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成为国家、民族的替代性存在，并且能够直接造成个体形塑整体、个体影响整体发展的特殊效应；二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超凡魅力，他的性格、命运及其经历等个体性因素，对普罗大众乃至专业研究者都具有强大的“磁场”效应。而关于毛泽东本人微观层面的感性因素，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理解宏观层面中国社会及其发展的重要入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书作者白鲁恂教授明确指出，毛泽东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社会走向具有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这种“一元中心论”还表现在毛泽东研究中的“政治中心论”。从最初史华慈提出的“毛主义”概念，到沃马克对客观政治与历史环境的阐释，再到韩博天、裴宜理等人阐释的毛泽东“无形之手”对当代中国“适应性治理”奠定的政治基础等都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