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妙凝）4月27日，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第五任社长、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家韩南(Patrick Hanan)逝世。

　　韩南，1927年出生，原籍新西兰。195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英国文学，后改攻中国文学，1953年获该校中国文学学士学位，后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金瓶梅》为博士论文题目，1960年获博士学位。1963年至 1968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1968年至1998年，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1988年至1996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韩南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有何成就？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什么？记者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黄霖。

　　黄霖告诉记者，韩南选择了《金瓶梅》研究做博士论文，对中国的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就《金瓶梅》的研究而言，他发表了两篇很重要的文章。一篇是《〈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The Text of the Chin Ping Mei)，另一篇是次年发表的《〈金瓶梅〉探源》 (Sources of the Chin Ping Mei)。这两篇文章奠定了这个领域研究的基础。

　　《〈金瓶梅〉探源》对《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说、话本、戏曲、史书等作了系统的溯源。我们知道，《金瓶梅》是一部很特殊的作品，其中“镶嵌”了很多前人的作品。对于《金瓶梅》的题材来源，前人只做过零碎的研究，而韩南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考述，比较系统和全面。《〈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也是一篇很详尽的论文，探讨了《金瓶梅》的主要版本及其异同，对词话本、崇祯本做了全面的梳理，特别是对于崇祯本做了翔实的分析。

　　黄霖认为，韩南对中国学术界影响重大的另一部著作是《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他介绍和分析了一些之前我们从未注意的东西，关注到传教士与中国小说的关系，非常有价值。此前，学术界的共识是，晚清新小说的起始，以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为开端。而韩南指出，“新小说”的概念在傅兰雅于19世纪末举办的时新小说征文启事里就已经有了，而梁启超也受到他的影响。这就让我们重新审视和评价梁启超对近代小说的贡献。2006年，傅兰雅1895年时新小说征文的原始手稿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被发现了。这批书稿后来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这对于近代小说研究影响重大。此外，韩南先生对于中国白话小说的研究也成果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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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与韩南先生互教互学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张惠英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简单谈一谈您与韩南先生的交往。

　　张惠英：听到消息，我非常遗憾、非常难过。我是1982年至1983年受邀去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我当时去的时候，韩南先生还不是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

　　那时的社长是研究日本历史的。我去了以后，韩南先生对我是很热情的。当时我们没有明确谁是导师，但我是把他当作导师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为什么您把他当作导师呢？

　　张惠英：因为我过去以后，他知道我是研究汉语方言的，而且具体方向是吴语。韩南先生是做宋元以来近代白话文学的，对于吴语小说作家特别重视，对《金瓶梅》非常熟悉。他知道我去了以后，就特地跟我说，能不能把冯梦龙的《山歌》方言的问题给他解释解释。我很高兴，说完全可以，你正好教我英文，因为我是中文系出身，英文还需要提高。就这样，我们俩人互教互学。我花了很多精力在吴语小说的书面文献资料上，后来，我把给他准备的对冯梦龙《山歌》解释的笔记、资料，发表在日本汉学家古屋先生创办的刊物《开篇》上。

　　一方面韩南先生让我把《山歌》中难以解释的谐音讲给他听。另一方面，他原先在哈佛东亚系教近代白话文学，如《红楼梦》等，后来他特别为我开设《金瓶梅》，当时学生约有二三十人，他把日本1963年大安株式会社出版的最好的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送给我，让我去学。我在国内没有接触过《金瓶梅》，那时是禁书，在国内没有研究，都避而不谈。

　　中国社会科学网：所以韩南先生实际上也影响了您的研究方向是么？

　　张惠英：对，他觉得我既然懂吴语，对方言有一定的基础。在注意方言本身的同时，也可以注意方言文献，就是在文学作品、方言文献当中来研究方言问题。以前对于这些文学作品，都是从文学方面谈，从来没有从语言方面谈。即使涉及到语言，由于研究者本身不是行家，所以说的一些话，总是隔着门的。

　　所以，我跟韩南先生读了最好版本的《金瓶梅词话》以后，在我的研究领域中，就出现了对《金瓶梅》语言研究的专题方向。在一年哈佛访问学者期限结束后，填写导师的时候，我填的是韩南先生。后来韩南先生到北京来讲学，到文学所讲他的白话文学研究，我都在场。后来韩南先生访问了钱锺书先生，朱虹在《读书》杂志上写了他们会面的情况，钱锺书先生对他评价非常高。

　　我回国之后，写了有关《金瓶梅》中所用方言的文章，发表在《中国语文》上，其时吕叔湘先生任主编。文章发表后，我还给钱锺书先生看了，题注下面说明，我是听完韩南先生的课写的这篇文章，钱先生还给我回信，称我作“韩南先生的高足”，讲得非常客气。然后我把钱锺书先生的信，复印后给韩南先生寄去，他觉得我当得起钱先生这种很高的评价。

　　后来，韩南先生每年都要到北京来，他的重点就是到北京图书馆来看书，其中一个点就是我们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图书馆，在王府井，就是考古所那个地方。他每年来我们都见面，他夫人也经常在一起。通过朋友介绍，我们还请他夫人教中国人英语。

　　对韩南先生我非常佩服，后来我们哈佛燕京学社的同学在南京大学聚会的时候，我有一篇文章就是写《<金瓶梅>研究的中美交流——谈我和金学研究》（《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我简单回顾了我听韩南先生课的情况，以及我抓到的问题，而且我认为金学研究当中，就是吴晗的关于《金瓶梅》的历史讲述，和韩南先生的《金瓶梅》版本研究，是最值得重视的两个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概括一下，韩南先生的为人、性格方面是怎样的？

　　张惠英：韩南先生非常谦恭，他的研究非常深入，就像钱锺书先生说的，他比我们搞汉学的还汉学，正如《读书》杂志上讲的，像韩南先生这样的学者，是很少见了。

　　他的为人，就像中国的饱学之士那样，非常谦恭，从来没有看到他张扬、高傲、居高临下的样子。对于你发表的意见，他都非常谦顺、温和。从来都是一种听取的态度，不会轻易提出他的反对意见，他会听着，思考着。所以台湾的一些学者，都把他当做最好的导师。

　　能到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的学者，都是有一定基础、有潜力的学者，但是我们都非常钦佩他的学问、为人。他的夫人是德国人，她总是忏悔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