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今天，主体问题需要在资本逻辑的视野中才能得到深刻理解。马克思在确立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的同时，揭示了资本逻辑统摄下主体-客体的颠倒现象。由于人的主体性渐被资本逻辑的形式化结构消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地位发生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体性危机突显。为了探寻打破资本逻辑操控的主体解放策略，当今西方左派学者巴迪欧创造性地提出“忠诚于真理性事件的主体”，赋予“事件”以革命性内涵：打破既定情势“计数为一”结构。但由于没有把经济视为斗争的场所，忽视解放政治的客观条件与物质基础，巴迪欧最终走向一种纯粹政治性与理想主义的主体理论建构。

　　关键词：资本逻辑；主体理论；事件哲学；马克思；巴迪欧

　　作者简介：袁蓓，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邀研究员

　　自文艺复兴以降，主体问题一直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奠基石。从笛卡尔到康德，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不同哲学家都对主体问题做出过独具特色的阐释。但是诚如巴迪欧所言，上帝已经死去很久，人本主义的人却并没有在20世纪中幸存[1]。显然，资本的全球化布展没有更多地确证人的主体性，反而愈益消解主体的地位与作用。在现代资本主义商品世界中，人之为人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否成为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人彻底沦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工具。面对这一现实境况，特别是伴随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的“解构”，一股“主体之死”的理论基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左翼激进思潮中弥漫。尼采曾在20世纪的转折点上振臂高呼“上帝死了”，而在上帝与人共同消失的今天，作为受马克思主义正面激励的激进左派领军人物，巴迪欧关心的问题是：在资本逻辑场域中人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一、资本逻辑与主体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非凡之处在于，一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破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谜的钥匙，另一方面又为我们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在上述双重维度中，马克思对主体问题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在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时，马克思没有像黑格尔一样撇开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抽象地谈论历史进程，而是确证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历史存在的起点。马克思的理论不同于传统的从理性或某种“类”本质出发界定主体的形形色色抽象人学叙事，而强调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一定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正如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的，这样的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2]， 进而构成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证。后来，马克思指认客观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首要前提与一般基础，并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确证人的主体性，这一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成为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逻辑构架。

　　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发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3]。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一般的物质生产过程实际上是需要通过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才能得到深刻理解的。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在资本逻辑统摄下，仅停留于奠基于一般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客体历史辩证法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不能再笼统地说物质生产活动确证人的主体性。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劳动二重性划分，一般物质生产活动的落脚点是使用价值，因而可被归为具体劳动。人们吃喝住穿等各种需要的满足离不开这样一种活动，它是人类自身持存以及社会历史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可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占据主导，劳动被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束缚，一切物质生产过程都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与之伴随，在资本逻辑中，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一切主体都沦为价值增殖的工具。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增殖，资本在现代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制造了一种主体-客体的颠倒。甚至可以说，这种倒置已然成为资本的典型特征。

　　从直接生产过程来看，一方面，工人只有被资本家雇佣从而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才能维系自身的存在，因而工人成为劳动力商品；另一方面，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行使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职能，因而成为资本的人格化。由此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理性经济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个人在摆脱传统等级关系束缚的伊始便难逃被资本操控的命运。所谓“自由平等”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象。对工人来说，除了“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便再无其他自由；除了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工具，便什么也不是。在资本家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购买劳动力时，资本这一原初表现为物质形态（如集中起来的货币等）的客体仿佛变成独立于人并反过来操控人的“主体”，它“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4]。在包括流通领域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及生息资本，剩余价值的源泉就被完全遮蔽起来。资本就更像是一个与原初的生产过程漠不相关的“自运动”场域，而主体-客体颠倒的现象也就愈加明显。“如果说资本起初在流通的表面上表现为资本物神，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价值，那么，现在它又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的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在利润的场合，人们总还想起它的起源；而在利息的场合，不仅想不到它的起源，而且让人想到的是和这个起源完全相反的形式。”[1]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资本的逻辑把社会经济关系吸收进自身之中。人只是经济范畴的承担者，并因此被还原为演员，这个演员的经济学剧本是由资本自我增殖的需要写成的。”[2]在资本逻辑中，人不再是现代性意义上理性自律与自我行动的主体，而作为客体的资本反倒仿佛获得一种自我决定与自我运动的“能动性”，摇身一变成为独立的“主体”。“仅存的真实经济主体似乎就是资本，但是如果资本是一个主体，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人的创造性这个意义上的行动能力，而是因为所有这样的行动能力都被它的无情的机器一样的逻辑扼杀了。恰恰是资本的这种自主性构成了它的对象性和它的主体性。”[3]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犹如黑格尔讲的“绝对理念”。当然，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呈现为概念外化自身、否定自身并最终返回自身的圆圈式的封闭运动，而资本则表现为一种无限扩展的螺旋式发展。不过，正如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被批评吞噬并消解了主体，比如齐泽克就曾指认黑格尔的辩证过程其实是最激进的“无主体的过程”[4]， 资本逻辑的这种“反客为主”亦导致了人的主体性消解。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现实境遇中真切地发生了资本逻辑对主体的消解，理论上才会出现“主体之死”的叙事逻辑。我们看到，尽管马克思并未明确提出任何“主体之死”的论断，但是在《资本论》中他将资本家视为资本的人格化，强调“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后来第二国际理论家之所以走向“经济决定论”，正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潜在的“无主体”理论倾向，进而指认历史是由无主体的经济力量决定的自然过程。不过第二国际的问题在于把“资本决定”庸俗化或者说实体化为“经济决定”。事实上，“资本决定”只是一种“场域”或者说“处境”，其特点是“不在场”。也就是说，资本的决定作用和统治力量的发挥是不可见的，对于人来说也是无意识的。因为“资本”从来不只是一种实体化的物质对象，它更是一种不断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和“关系”。继第二国际之后，阿尔都塞明确提出“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也是对由“资本决定”所引发的“主体之死”的一种理论映现，不过他以结构消解主体的理论操作也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危机更为彻底地暴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