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化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整体设计;二是明确的时间表;三是重视执行。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也不断调整转变,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治理绩效,治理制度化进入了新阶段。

　　顶层设计改革理念的提出,体现出了紧迫感和自信心

　　对于我们党来说,当前改革存在着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就改革遇到的问题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些问题给“摸着石头过河”式改革方式留下的空间和时间有限。其次,就改革的环境来说,国内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存在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国际社会对中国有压力,也有更大的期待,希望中国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再次,就改革的过程来说,存在着碎片化和执行难的问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些地区、部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执行效果大打折扣。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而要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就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改革理念的提出,体现出了紧迫感和自信心。这种紧迫感,一方面来自对改革面临的难题困难的判断,另一方面来自我们党对实现发展目标的时间压力。邓小平同志在改革过程中多次谈到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并提出了大致实现的时间。这些时间性目标成为党内制定重大决策的参考和依据。党的十八大以后,“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被进一步明确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上,到2020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解决前面改革留下的难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而自信心,一方面来自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以及在解决国际事务中的创造性举措,展现了中国制度的优势。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这既是顶层设计理念的重要尝试,也是重要领域制度化改革的基础性和框架性文件。此后,中央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等多个重要文件,确定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顶层设计。2018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勾画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该具有的制度形式以及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