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是我们文艺创作的“初心”，这样的初心，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当代中国优秀的文艺作品，理所当然是中国人民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可以说，只有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磅礴力量的艺术作品，才称得上真正的当代杰作

　　为什么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家艺术家为什么要在与人民相结合上下功夫？我们为什么要把立场和情感转到人民那里去？我们为什么要唱响“美丽中国”？

　　也许有人将此看作“老生常谈”，但是，要真正回答好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克服文艺家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

　　人民的文艺还是个人的文艺？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历史问题。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指出：从“公民”向“市民”的转换，是西方社会共同体的重要转变。黑格尔在《美学》中认为，希腊古典主义是西方艺术最高峰，这是因为在希腊城邦，每个人既是个人，也是城邦公民，在这里，个人与共同体是高度统一的。在此基础上，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也是高度统一的。在希腊艺术中，我们看到的既是个人的喜怒哀乐，也是城邦的喜怒哀乐。因此，希腊的艺术既是城邦的艺术，也是作为个人的“公民的艺术”。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兴起，个人与共同体分离了，人变成孤独的个人，每个人追求的只是个人利益。这样，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处于全然的对立，艺术属于个人，与共同体没有关系。马克思深刻指出，这个时候，不是身为公民的人而是身为市民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换句话说，资产阶级艺术所表现的，不是作为“公民”的人，而是作为“市民”的人。他们所谓的“文学是人学”，无非是说文学是市民社会的专利。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在更高层次上重建人类共同体的辩证历史过程。《共产党宣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把个人自由与人类解放、与共同体的自由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解决艺术上内容与形式的对立和分裂这个根本问题。然而，正像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与对立，是一个必然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解决这一问题，同样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个人与共同体分离对立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作家能否通过艰苦的努力去超越和克服这种历史限制呢？实际上，那些伟大的作家就是这样做的。在他们那里，艺术的原则战胜了他们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曹雪芹如此，托尔斯泰也是如此，他们笔下的每个人物既是栩栩如生的“这一个”，同时也折射着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也必须看到：有一部分艺术家、作家、导演，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在他们那里，每个人物、角色，都是他们个人制造的“角儿”。

　　要解决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分离的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个人与共同体分离与对立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解决好作家与人民关系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高屋建瓴的认识、对人类解放事业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在人类艺术发展史上，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些伟大作家可能是不自觉的，即可以是像曹雪芹、托尔斯泰那样，通过对艺术原则的捍卫和追求，去超越历史和阶级的限制；也完全可以是自觉的、主动的，即像写出《阿Q正传》的鲁迅、写出《子夜》的茅盾、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丁玲、写出《创业史》的柳青那样，从思想上解决自己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自觉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分子，自然解决诸如内容与形式关系这样的创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