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绝句》问世的历史语境

　　清中叶以来，“碑学”渐盛。至于晚清民国，学人讨论书法，几乎口必称“碑学”“帖学”。影响所及，直至今日。能不囿于风气而独开局面者，允推启功先生。

　　启功先生之书学见于各种著作、论文、序跋，若将这些著述比作一首诗，《论书绝句》则堪称诗眼。百首《论书绝句》及自注，凝练地表达了启功先生的书法观。其中涉及的学术问题非常丰富，很难作出全面的概括。若就书学发展的逻辑着眼，笔者认为，将清代以来的“碑帖之辨”转换为“刀笔之辨”，这是启功先生对书学史的一大贡献。

　　广义的碑指各个时代的碑刻，而狭义的碑主要指南北朝碑。广义的帖包括墨迹和刻帖，由于六朝名家墨迹难得一见，所以狭义的帖就是刻帖。康有为说得很清楚：“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广艺舟双楫·尊碑》）

　　明代书家多临阁帖，而至清代，金石出土日多。对于论学重实证的清人来说，对各种书法遗迹进行考校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这种考校，关联着审美的倾向，发展出以碑帖、南北、古今二分为基本结构的书学思潮——“碑学”。尽管“碑学”思潮各代表人物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比如康有为便不同意阮元的南北分派之说，但大体的倾向是尊碑抑帖、尊北抑南、尊古抑今（表现为尊崇篆隶笔意、尊魏卑唐）。

　　20世纪以来，又有大量的书迹面世，如汉代简牍、晋人残纸、敦煌经卷等等。与清代出土的金石不同，这些书迹皆是原汁原味的墨迹。新材料的出土并不仅仅带来新的研究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能更新人们对于历史现象的理解结构。当然，这需要学者对历史现象的敏锐把握与对现有理解结构的深入反思。启功先生可谓开风气之先，他既对清代的碑学做出有力的批判，又将一种新的书法史观阐发到深微的地步。

　　对“碑学”的解构

　　针对“碑学”中人碑帖、南北、古今诸方面的立场，启功先生的反驳皆有釜底抽薪之效。

　　《论书绝句》第30首注云：“端重之书，如碑版、志铭，固无论矣。即门额、楹联、手板、名刺，罔不以楷正为宜。盖使观者望之而知其字、明其义，以收昭告之效耳……简札即书札简帖，只需授受两方相喻即可，甚至套格密码，唯恐第三人得知者亦有之，故无贵其庄严端重也。此碑版简札书体之所以异趋，亦‘碑学’‘帖学’之说所以误起耳。”“碑与帖，譬如茶与酒。同一人也，既可饮茶，亦可饮酒。偏嗜兼能，无损于人之品格，何劳评者为之轩轾乎？”碑与帖有不同的功用，书写的样貌自然有所不同。概而言之，碑与帖只是不同的功用类别，而非不同的艺术派别。这是对碑帖分派以及尊碑抑帖的批判。

　　《论书绝句》第92首注云：“余素厌有清书人所持南北书派之论，以其不问何时何地何人何派，统以南北二方概之，又复私逞抑扬，其失在于武断。”一代书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远不能以南、北二派做笼统的概括。这是对南北分派以及尊北抑南的批判。

　　《论书绝句》第95首注云：“书体之篆隶草真，实文字演变中各阶段之形状，有古今而无高下……贵远贱近，文人尤甚。篆高于真，隶优于草，观念既成，沦肌浃髓，莫之能易焉。”篆隶草真只是不同的字体类型，古今字体之间不能断然做高下之分。这是对尊古抑今的批判。

　　启功先生发出这些批评，并不是简单地站在与“碑学”相反的立场上，比如从尊碑抑帖走向尊帖抑碑，而是从根本上解构“碑学”诸家二元对立的理解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