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记述郑武公去世后，郑武夫人（即武姜）规诫嗣君（文中称孺子，即郑庄公）之事。

　　武姜在规辞中，从“先君”武公依靠大夫治国的经历讲起，规诫年幼的嗣君守丧期间把治理国政大权，交与大夫老臣管理，并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两方面讲了这样做的道理。她回顾历史说：“昔吾先君，如邦将有大事，必再三进大夫而与之偕图……故君与大夫晏焉，不相得恶。”“吾君陷于大难之中，居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如毋有良臣，三年无君，邦家乱也。”关于具体的政治安排，她说：“今吾君既世，孺子汝毋知邦政，属之大夫。老妇亦将纠修宫中之政，门槛之外毋敢有知焉。老妇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孺子亦毋以执竖卑御、勤力射驭、媚妒之臣躬恭其颜色，掩于其巧语，以乱大夫之政。”

　　这篇文献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嗣君三年不得干预朝政，而将国家交大臣治理之论与通常认识似有不符。与此相关，涉及人们对《左传》中武姜其人的认知。

　　《左传·隐公元年》记有“郑伯克段”之事，《古文观止》以《郑伯克段于鄢》为名将其置于书首。篇中言武姜因难产而厌恶长子庄公，而爱小儿共叔段，终酿成兄弟阋墙的大事件。这一记述影响到清华简整理者对《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基本判断。清华简整理者对于规诫嗣君将治理国政大权交与大夫老臣三年，断为武姜出于帮助共叔段“夺权”的需要，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实际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庄公的顺利登基理政”。这种评价，显然是受到了《左传》的影响。

　　如果抛开成见，我们会发现，武姜规孺子三年后理政，并非出于夺权的“阴谋”，而是高明的政治安排。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郑世家》相关记载推断，武公去世时郑庄公十三岁。十三岁的嗣君，很难独理国政。武姜临事不乱，纵观全局，规诫庄公三年内“毋知邦政，属之大夫”，这是一种明智的政治方略。她的明智就在于选择一种可依循的古礼，让年幼的嗣君平稳度过政权交接的困难时期。

　　嗣君三年不理国政，本于古礼。这种古礼以“高宗亮阴”的传说方式留存下来。高宗，即殷商中兴之王武丁，相传他即位时曾三年“亮阴”。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典籍为《尚书·无逸》篇。篇中周公训教成王时说：“（高宗）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亮阴”，典籍也称“谅阴”“亮闇”或“梁闇”，与古人居丧之礼有关。《论语·宪问》篇载有孔子与子张关于这一问题的对话：